文明碼“翻車”，城市到底在急什么

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楊歡

過去一周，蘇州公共服務平臺“蘇城碼”App引發(fā)了不小的爭議。

9月3日，蘇州交警官方微信公號發(fā)布信息，“蘇城碼”App2.0pro上線，推出全國首創(chuàng)的“蘇城文明碼”。“‘一人一碼’構筑文明積分，讓‘文明’成為每個市民的通行證，文明積分等級高的市民將會享受工作、生活、就業(yè)、學習、娛樂的優(yōu)先和便利。”

蘇城文明碼主界面

“文明如何量化？與公共服務掛鉤是否合理？”質疑的聲浪接連涌來，讓上線不久后的“蘇城文明碼”入口多了“測試結束”的字樣。蘇州也趕忙改口：“蘇城文明碼”不與個人信用掛鉤，對入學、入戶、就業(yè)等不產生影響。

乍一看，這不過是“文明”與數字化結合的一次不算成功的嘗試。但放眼全國，它卻是城市近期集體“迷惑行為”的一個插曲——在沈陽，為限制投放數量，數萬輛可以正常騎行的共享單車，被密密麻麻地擺放在工地上；在揚州，新增的停車位甚至被劃在居民家門口……官方回應中，一系列動作均與全國文明城市評選相關。

全國文明城市自2005年第一次評測后，每三年評選表彰一次，七月初開始，九月底結束。顯而易見，眼下，正是全國文明城市的密集測評期。

追根溯源，是什么讓城市對創(chuàng)建“全國文明城市”如此癡迷，不惜各出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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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湖南文明網

中央文明辦官網顯示，截至2017年第五批全國文明城市名單出爐，“全國文明城市”已達到172個。

這意味著，全國27個省會城市中，除被撤銷稱號的南昌，以及昆明、太原、蘭州和呼和浩特四座城市，22個均入選全國文明城市；82個地級市也被納入其中，占266個地級市的30.8%。而在江蘇省內，除淮安、鹽城和徐州、連云港4個蘇北城市外，其余城市無一例外全是全國文明城市。

根據中央文明辦公布的第六批提名城市名單，今年還將有141個地級以上城市和城區(qū)參與評測。若全部獲評，不僅將實現省會城市全覆蓋，地級市入選比例也將大幅提高至73.3%。

如此高的比例，對應的是更為廣泛的參與者和見證者。但談到全國文明城市，除了對創(chuàng)建過程各種不文明方式的吐槽，留在大眾心目中的，似乎更多的是掛在街頭巷尾宣傳橫幅上的標語。

對全國文明城市的模糊印象，來自其較為特別的發(fā)展模式。

根據中央文明辦官網梳理，“全國文明城市”的雛形始于上世紀80年代。從福建省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設經驗推廣，到“學習張家港、創(chuàng)建文明城市”的熱潮，“全國文明城市”的衡量標準逐漸在實踐中摸索得來，也形成了較為寬泛的概念。

中央文明辦列舉了全國文明城市的主要條件，包括物質文明、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協調發(fā)展，精神文明建設取得顯著成就；市民整體素質和文明程度較高等。

無論哪一條，都囊括了城市建設的方方面面。在外界看來，這種不設限的評價方式，其廣度幾乎沒有其他評判標準可比擬，反映的是城市綜合競爭力。也因此，在官方語境中，“全國文明城市”被稱為“反映中國大陸城市整體文明水平的最高榮譽稱號”。

在如此高的定位下，自然沒有城市愿意缺席；但落到具體操作上，模糊的概念也確實帶來不少困難。2008年，東莞先于廣州入圍第二批全國文明城市名單，這與兩者在外界的印象有較大出入。有評論認為，全國文明城市的評委過分重視東莞經濟增長速度和規(guī)模，卻忽視了城市存在的內在問題。

時任東莞市委書記徐建華曾公開回應質疑，全國文明城市“不是個十全十美的城市”，而“關鍵是對存在的問題怎么改、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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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攝圖網

對于“糾錯”，全國文明城市倒是提供了一套十分嚴苛的評價體系。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fā)展與戰(zhàn)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告訴城叔，“全國文明城市”的評價標準涵蓋了300多項指標，如同給城市提供了撬動各領域工作的“抓手”，因為“幾乎沒有與文明城市無關的工作”。

參評城市需要逐項“優(yōu)長板、補短板”。從實際操作來看，中央文明辦將在3年的測評期內逐年進行年度測評和綜合測評，并將三年成績按一定比例相加得出總成績，依據總成績確定文明城市名單。

獲評城市也并非高枕無憂。每個測評期均為獲評城市的“復評期”，還設有退出機制。

根據最新的測評體系，城市不僅在三年內全國測評成績連續(xù)兩次排名后三位的將實行末位淘汰，而且若發(fā)生了30項負面清單的情形，也將面臨最嚴重至取消全國文明城市稱號的懲戒措施。

就在不久前，銀川、哈爾濱和南昌三座城市剛恢復“全國文明城市”資格。銀川在2018年測評中未滿70分，而哈爾濱和南昌則是為重大事故所累，三座城市分別在2018、2019和2017年被停止資格。

評價體系不僅全、而且細。以2018年新的測評體系為例，書店所售書籍內容是否健康向上，甚至環(huán)境是否整潔、井然有序都被納入考核當中。

甚至一些在法律中未能詳盡約束的內容，也能在測評標準中找到答案。比如對于違章停車，標準認定，“城市管理部門在人行道、非機動車道、機動車道旁統(tǒng)一劃線，機動車、非機動車在線內停放，且不影響正常交通”，將不算作違章停車。

馬亮認為，在創(chuàng)建全國文明城市的過程中，許多過去分散在不同職能部門的工作被統(tǒng)一起來，行政資源得以被最大程度地調用。因此，“全國文明城市”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城市建設速度水平。

但什么算錯、如何糾正更加合理，“全國文明城市”并沒有給出一個標準化的答案。這個沒堵住的洞口，讓不少城市為達標而達標、未能從本質上提升文明程度的真相一覽無余。在本就模糊的定義之下，城市各顯其能的爭創(chuàng)方式，最終變成了形式主義、甚至舍本逐末的“運動式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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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攝圖網

不妨回到最開始那個問題，爭創(chuàng)“全國文明城市”，城市到底在爭什么？

直觀上看，加入“文明城市俱樂部”，能夠帶來一種“品牌效應”。據馬亮回憶，杭州在創(chuàng)城時探索的“車讓人”政策，不僅最終推廣到全國大多數城市，并被納入交通法規(guī)當中，而且還向外輸出了一種印象：在杭州生活有安全感、可預期。這與其近年來推進城市提升能級、對人才吸引力不斷提升無疑有著深刻的關系。

而長遠來看，這還意味著對一項城市長期提升工程的認可和采納。

事實上，得益于“全國文明城市”較寬泛的外延，評價體系本身也實現了不停地更新換代。除了定期更新的評價標準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疫情期間，為發(fā)展地攤經濟，中央文明辦決定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等列為今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的考核內容。

標準升級，理念更需要升級。

“文明城市的概念是需要提升的，我們對文明城市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馬亮說，“過去，我們印象中的文明城市，馬路整潔、有一些光鮮的亮化工程，都是外在的體現。但現在，我們可能更需要向內涵的方向轉變，讓文明變成‘骨子里的東西’。”

對于城市來說，涉及根本的問題是，文明城市為誰而建？誰是文明城市的主人？作為公共政策和服務的提供者，城市不應該僅僅站在認定文明、用僵硬的標準來衡量文明的角度，相反，城市的文明也是一種治理的文明，在創(chuàng)建“全國文明城市”的過程中，不僅推動城市的發(fā)展，也推進政府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

如馬亮所說，在測評中，增加市民的參與，確立文明城市以人民為中心的創(chuàng)建和評選理念，讓市民在創(chuàng)建和評選過程中有實質性的參與權和發(fā)言權，才能避免此類弄虛作假行為反復出現。

當然，看待“全國文明城市”的創(chuàng)建時，不能忽略其所在的時代背景。正如經濟學家歸納，中國的制度創(chuàng)新來自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性改革。經過15年爭奪，在大部分城市即將納入“全國文明城市”行列中時，制度性競爭需要進一步向制度紅利探路，“全國文明城市”也將迎來新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