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彈琴：從巴菲特住宅無圍墻看“小區(qū)打開”

每經(jīng)編輯 牛彈琴    

◎牛彈琴

在美國偏遠的內(nèi)布拉斯加州，最大的城市叫奧馬哈。這個“大城市”其實不大，40萬人口，還比不上中國一個四線小城市，但讓奧馬哈最出名的，就是超級富翁——股神巴菲特。

奧馬哈不大，但巴菲特名氣實在太大。多年前去奧馬哈，就在路邊的一家雜貨店里，老板娘很爽快地在地圖上為我們標出了巴菲特的住所方位。于是，只花了不到5分鐘的時間，我們的汽車就開到了巴菲特住所的門口——這不是故居，因為這位世界大富豪迄今仍住在這里。

這或許也是中美差異比較大的地方之一，中國的富豪們恐怕沒幾個人還生活在自己的出生地。

巴菲特的“豪宅”沒有圍墻，沒有鐵門，也不是大院子，只是一棟灰色的小樓，緊挨著馬路。巴菲特對這棟小樓不離不棄。1958年，他花了3.15萬美元購入這座房子，一住就半個多世紀，在這里，他生兒育女，在這里，他成為叱咤世界資本市場的風云人物……

但這篇文章不是探討巴菲特的住房投資和家鄉(xiāng)情懷，而是想說說美國開放式的小區(qū)。

巴菲特住房是美國住宅文化的一種縮影，在幾乎所有的美國小區(qū)，很少見有一道聳立的圍墻，小區(qū)道路一般不會太寬敞，雙向兩車道，社會車輛也可通行；即使是富人所在的別墅區(qū)，也是開放式的，屋門之外是自家草坪，自家草坪外就是馬路，最多有個綠化帶或低矮籬笆隔開。

還有大學，不管是哈佛還是耶魯，也都與社區(qū)融為一體。位于華盛頓市區(qū)的喬治敦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本身就是社區(qū)的一部分，沒有大門的概念，更找不到圍墻的蹤跡，可能街左邊是政治系，街右邊是圖書館。大學的道路本身就是城市道路體系的一部分，好像也沒有學生因此學習不認真。

國外生活的體驗，使筆者充分理解中央“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qū)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qū)”的前瞻性，以及“已建成的住宅小區(qū)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的必要性。這真的有助于城市血脈的循環(huán)和商業(yè)的發(fā)展，也是對“攤大餅”城市格局的矯正。試想一下，這三個街區(qū)是一個大院，住著一萬人，只有兩個出口；旁邊三個街區(qū)又是一個大院，還是只有兩個出口……每個小區(qū)都很美，但走出小區(qū)，不堵車真見了鬼。

但這卻是越來越多中國城市的殘酷現(xiàn)實，我們的城市管理者越來越有大氣魄，土地成片開發(fā)，小區(qū)越建越大，內(nèi)是花團錦簇的封閉社區(qū)，外面則是寬馬路、大廣場，迫使人們必須開車出行，但卻必然被堵在路上。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但這種城市，卻讓生活更煩躁。

很多人可能會說，你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痛——既然政策那么好，先拆你小區(qū)的圍墻，看你愿不愿意——這確實是一個問題，我住的是單位大院，即使我想“拆墻”，領導也不一定愿意。而且，他是有理由的。

最近二三十年，中國新建成的小區(qū)，圍墻是基本配置，也是生活品質(zhì)的一部分。有人考證說，圍墻是單位文化和大院文化的殘留。但我更認為，墻是我們的傳統(tǒng)，長城就是我們的驕傲。你到北方農(nóng)村看看，即使沒有單位可歸屬的農(nóng)民兄弟，有錢了蓋新房，必定也得先壘起個院墻。四合院就是杰出的代表。

打破習慣，總會帶來很多不適應。這也不是觀念先進落后的問題。很多人為什么抵觸“拆墻”，其實更多是對安全的擔憂。小區(qū)環(huán)境很好，開放之后會不會來人很多，生活品質(zhì)受影響。

這種焦慮，在筆者看來，也正是當下社會現(xiàn)實的客觀反映。

在美國一些地方，雖然沒有院墻，但很多朋友可以虛掩房屋就離開，沒有閑人敢進來，因為一旦發(fā)現(xiàn)，就是重罪；如果遇到一位渾不吝的主人，更可以開槍自衛(wèi)。但在國內(nèi)，現(xiàn)在有幾個人敢不鎖門就離家外出的？

假如社會治安大大改善，你家的房門，風可以進，雨可以進，就是非請者不可以進；假如中國人都差不多富裕，你家門前有風景，我家周圍如花園，自然也不稀罕到你家附近看風景。

這時，把圍墻拆掉，把大門移走，想來不會有太多的抵觸。而且，這還方便了交通，活躍了商業(yè)，促進了共享經(jīng)濟，增進了鄰里感情。這是一個逐步的過程，但“拆墻”是必然的趨勢。

當然，在中國縱然有千難萬難，有表率就不難。假如中國的富豪和官員們，住的都像巴菲特這樣挨著馬路，不需要圍墻和鐵門，其他民眾自然也會很豁達。還有，政府的一些大院，尤其是一些地方辦事機構(gòu)，真的有必要用圍墻阻隔嗎？

“拆墻”，表面看要拆物理之墻，實際上更是拆心理之墻。“拆墻”之日，應該也是國泰民安之時。

（作者為財經(jīng)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