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從供給入手提高潛在增長率

■高速的經濟增長、迅速的社會變遷以及人口政策的實施，使得我國人口結構轉變比別的國家要快得多。這就決定了我們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的變化，以及將要帶來獨特的風險和獨特的挑戰(zhàn)。

■從供給的角度入手，提高潛在增長率是可行的，而且是勢在必行的選擇。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的主要領域改革任務完成之前，仍然存在著諸多制度性障礙，制約著勞動力供給潛力的挖掘、投資效率的改進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通過推進改革拆除這些制度障礙，可以立竿見影地提高潛在增長率，收獲改革紅利。

■基于對未來潛在增長率的靜態(tài)估算，我們綜合考慮認為，在“十二五”后兩年把GDP年度增長率預期目標定在7.5%是合適的，而從“十三五”時期開始應有所降低，平均可確定在7%的水平上。在此基礎上確定的增長速度預期目標，既不應作為下限而追求超越，也不作為上限而容忍更低水平，以防止超過時形成通貨膨脹預期，或者達不到時造成周期性失業(yè)的情形發(fā)生。

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已成為不爭事實。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紅利消失，對中國經濟發(fā)展將帶來一定影響和潛在的社會風險。

面臨劉易斯拐點和經濟發(fā)展下行壓力兩相疊加，“未富先老”的中國和中國人該怎么辦？人口結構轉變將給中國經濟和社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我國適宜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多少？

蔡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所長，是人口研究方面的權威專家。日前，記者就此對他進行了專訪。

我國從2000年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

上海證券報：最新統(tǒng)計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底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達到1.32億人，占中國總人口的9.7%，且每年以1000萬人的速度增加。預計到2053年，老齡人口將達到峰值4.87億，占總人口35%，即意味著每三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老年人。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擺在每個人面前必須面對和解決的課題。您如何理解？

蔡昉：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結構轉變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影響，也會引發(fā)潛在的社會風險。

關于中國人口的變化趨勢問題，至少20-30年前，我國已經處在非常低的生育水平上，其結果必然影響中國未來人口總量的變化，以及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

2010年我國人口結構發(fā)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15-59歲的人口從2010年之后開始是負增長了。下一步，中國人口的總量應該也會很快出現負增長。按照現在的預測(可能會有不同的假設)，大體上應該在2022-2030年之間，因為我們的政策會發(fā)生一些調整，人口結構也會發(fā)生變化，中國的總人口在14億上下將達到峰值。之后，人口就可能是負增長，這是我國人口增長的一個主要變化。

我國老齡化早就發(fā)生了。按照過去的老定義，我國從2000年開始已經是一個老齡化的社會。這個趨勢一直會繼續(xù)，從現在開始再過1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會達到20%，未富先老的特征明顯。當然，也許10年以后我們就富了。但是，我們會比世界上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都要“老”很多。

于2001年率先提出“金磚四國(BRIC)”概念的原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JimO'Neill)近來又提出了“薄荷四國”概念——(MINT)：墨西哥(M)、印度尼西亞(I)、尼日利亞(N)和土耳其(T)，奧尼爾認為30年內，這四個國家會躋身世界經濟10強。

其實，他創(chuàng)造出這個概念原意，認為這些國家未來有潛在的人口紅利會代替中國成為世界新的經濟引擎。那么，這“薄荷四國”到10年以后他們的老齡化程度也就是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只有11%，而我們比它高了將近一倍，這也是一個我們人口變化的趨勢。

上海證券報：那么，這對中國經濟有什么影響呢？

蔡昉：中國的老齡化還不像一般其他國家的老齡化。所有其他國家老齡化，都是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生育率長期處在低水平上，導致人口年齡、結構發(fā)生變化，老齡化的加劇。中國是因為高速的經濟增長，迅速的社會變遷以及人口政策的實施，使得我國人口轉變比別的國家要快得多，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形成了一個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也就是說，在比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達到了高的老齡化程度。這就決定了我們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的變化，以及給我國帶來獨特的風險和獨特的挑戰(zhàn)。

另外，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必然會下降。這兩年增長速度已經下降了，今年肯定也會繼續(xù)下降。但是，是否現在就能下結論，認為這個下降是必然趨勢，是結構性的、長期的，而且是不可逆轉的呢？

這需要分析經濟的潛在增長率。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我國勞動力的供給不再是無限的，勞動力開始短缺，人力資本開始短缺情況下，資本回報率必然出現下降。我們看到，過去十幾年的時間資本回報率其實都在下降，過去的幾年下降得尤其快。

那么，在所有這些因素疊加起來，再加上生產率的進步，特別是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提高的空間縮小，都會產生放慢增長率的效果。綜合考慮，我們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一定是下降的，而潛在增長率下降，意味著生產能力的下降，未來可能達到的速度也是下降的。

總體判斷，如果沒有別的變化，我國的潛在增長率會從2010之前的大概10%，降到“十二五”期間平均的7.6%，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測算和現實是很貼近的。到“十三五”期間就會降到6.2%。

在認識和實際測算潛在增長率的問題上，目前存在著一個必須澄清的誤區(qū)。潛在增長率反映的是一個經濟體由供給方因素所決定的中長期增長能力，與短期的需求變化沒有關系。勞動力供給、儲蓄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是影響潛在增長率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決定了經濟增長合理的速度區(qū)間。而出口、投資和居民消費等需求因素，只決定一個經濟體是否能夠在合理的速度區(qū)間運行，但不能改變這個區(qū)間。換句話說，需求方因素可以干擾實際增長率，使其高于或者低于潛在增長率，產生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之間的差別，即所謂的“增長率缺口”，但不能改變潛在增長率。

我們的期望是通過改革來提高我們的潛在增長率。

可提升潛在勞動生產率水平

上海證券報：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會帶來哪些風險？

蔡昉：我們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后將面臨著人們所說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

實際上，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多國家是存在的，我們會不會也陷進去呢？這取決于選擇什么樣的政策。我們不要把經濟結構性的減速看作是需求因素決定的。一旦認為是需求因素導致的，政策就會從需求方面發(fā)力，其結果就是現在看到的發(fā)達國家的復蘇乏力。更不要認為外需不可能解決，只好依靠內需。因為內需激活，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費能力也需要一定的時間，經歷一個過程才能提高。唯一可以拉動內需的就是投資，而如果把投資看作是政策刺激經濟的唯一辦法，就會陷入一個當年日本經歷過的一個困境。

往經濟過程中注入投資，目的是刺激經濟，但是實際經濟潛在增長率是下降的，比較優(yōu)勢也會喪失。在實體經濟沒有繼續(xù)擴大投資需求時，卻硬往這里面注入投資，就沒有實際需求。那么，投資轉向基礎設施如何呢？我們知道，基礎設施的需求是實體經濟需求派生出來的，實體經濟沒有對投資的需求，基礎設施也不會有那么大的需求。硬要把投資擠進去，最后結果只能是產能過剩，即基礎設施的產能過剩。

錢已經花出去了，但現實中又不需要它，錢跑到哪兒去了？跑到虛擬經濟領域去了，包括理財產品上面去，結果是催生泡沫。

所以，在潛在增長率既定的情況下，如果出現需求不足可能導致經濟增長在其以下水平運行的危險時，運用宏觀經濟政策手段管理需求是必要的，而用刺激出口、投資和消費需求的政策，試圖把實際增長率拉高到潛在增長率之上，則是不可取并且十分危險的做法。

日本在1990年失去人口紅利之后，其主流認識是需求不足導致增長乏力。所以多年實施帶有刺激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并且把這種政策傾向體現在產業(yè)政策和區(qū)域政策之中，造成泡沫經濟、僵尸企業(yè)和僵尸銀行，生產率提高速度緩慢，導致其“失去的二十年”。所謂的“安倍經濟學”，由于沒有擺脫這個政策誤區(qū)，拉動需求的政策箭頭可以在一時得以落實，但改變潛在增長率的改革措施遲遲不能到位，而且體制問題積重難返，所以終究挽救不了日本經濟。

因此，用刺激需求的手段試圖超越潛在增長率固然不可取，從供給的角度入手提高潛在增長率卻是可行的，而且是勢在必行的選擇。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的主要領域改革任務完成之前，仍然存在著諸多制度性障礙，制約著勞動力供給潛力的挖掘、投資效率的改進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通過推進改革拆除這些制度障礙，可以立竿見影地提高潛在增長率，收獲改革紅利。

例如，我們的測算表明，如果在2011年至2020年期間，每年把勞動參與率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把潛在增長率提高0.88個百分點；如果全要素生產率年平均增長速度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把潛在增長率提高0.99個百分點。而通過生育政策調整，把總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則可以在2030年之后顯示效果，潛在增長率可以提高大約10%至15%。

上海證券報：要實現“老有所養(yǎng)”，還需要各方努力。

蔡昉：我們現行的社會養(yǎng)老保障體系還是現收現付的，但這種體制可以正常運轉的條件就是人口撫養(yǎng)比是下降的，且比較低。

從2010年開始，中國的人口撫養(yǎng)比進入迅速上升時代，未來我們的人口撫養(yǎng)比會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因此，現行的現收現付制的養(yǎng)老保障很難維系。想維系也有辦法，第一，也就是最理想的，勞動生產率要跟人口撫養(yǎng)比上升的速度一樣，至少是同步的上升。如果做不到這點，還可以在以下條件中選擇：第一提高繳費水平，或者是稅收水平；第二降低給付水平；第三延長退休年齡。如果所有都無法實施，那么，帶來相應的經濟和社會的風險，就很值得我們擔憂了。

上海證券報：如此看來，完全做到老有所養(yǎng)還很難。

蔡昉：伴隨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我們會發(fā)現我國人口結構。人口學家在反映年齡結構時通常畫的是一個金字塔，典型的年輕型的人口結構是一個標準的金字塔形，底座很寬，上面越來越細。隨著我們的人口結構越來越老齡化，我們還不會形成一個倒金字塔，盡管有些家庭已經形成了“421”的倒金字塔?？傮w看，未來人口結構會成為一個橄欖形狀態(tài)。這種橄欖形狀態(tài)和我們現實中收入分配的非橄欖形，產生了一種不對稱。也就是說，我們的收入差距還是非常大的，而且在某些方面還有繼續(xù)擴大的趨勢，兩者之間的不對稱帶來未來非常大的社會風險。

如果說過去我們人口結構還很年輕的話，即使有一些貧困是發(fā)生在有勞動能力的人身上，給這部分人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獲得收入，使得貧困能夠縮減到真正的邊緣人口，比如說殘疾人等特殊情況。未來老齡化程度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如果還處于貧困，還有收入不均等的現象，就會有越來越多的缺少能力的老年人陷入貧困狀態(tài)，使得貧困人口的絕對數量和相對比重都有所上升。這是中國未來的人口變化會帶來經濟影響以及帶來的社會風險，都值得我們研究。

“十二五”后兩年GDP合適目標預期在7.5%

上海證券報：那么，如何科學確定我國增長速度目標？

蔡昉：如何科學確定增長速度目標，對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fā)展而言，意義重大。當下，把經濟增長速度預期目標的制定建立在正確理解、判斷和測算潛在增長率的基礎上是十分重要的，應該堅持并逐步規(guī)范化和科學化。

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年度計劃和五年規(guī)劃的制定中，GDP的年度增長率或年均增長率是作為一項預期目標提出的。一般來說，確定增長率目標可以有3種理念和方法。第一種是經驗式的方法，即根據過去多年和近年的情況，以及預計的當年國內外經濟形勢走向而做出判斷，是一種趨勢外推法。這種方法的進一步延伸或精細化，產生了第二種方法，即利用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把過去的數據和可能發(fā)生的情況輸入模型中進行模擬，得出對預測年份增長率的判斷。這兩種方法主要考慮短期需求的制約，所依據的一個共同理念是，在現實約束的條件下，經濟增長速度越快越好，即著眼于超越預測目標。第三種方法是根據對潛在增長率的測算確定計劃年份的增長速度，遵循的理念則是使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能力相適應。

由于潛在增長率是由一定時期的生產要素供給能力和生產率提高速度所決定的，所以，按照潛在增長能力確定增長速度預期目標，就意味著它更是一個平衡、協(xié)調和可持續(xù)的增長速度，而不需要追求超越這個目標。并且，由于潛在增長率在一定時期是相對穩(wěn)定的，但隨著經濟發(fā)展階段的變化而變化，因此，這種測算可以從供給方反映經濟發(fā)展階段的變化趨勢。例如，以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為表征的劉易斯轉折點，以及以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人口撫養(yǎng)比提高為標志的人口紅利消失，都可以反映在潛在增長率的下降趨勢中。

在2012年之前，我國預期的經濟增長目標，更多的是依據第一種和第二種方法制定的。雖然確定的增長速度并不太高，但是，終究還是希望增長速度越快越好。應該說，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做法也是合理的。因為直到“十二五”期間開始之前，我國潛在增長率仍然穩(wěn)定地處于較高水平，可以也應該實現較高的實際增長速度。“奧肯定律”表明，實際增長速度低于潛在增長率的部分，對應著一定幅度的周期性失業(yè)，因此，在潛在增長率仍然較高的時期，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必要的。

上海證券報：從人口分析的角度看，近兩年我國經濟增長目標預定在多少合適？

蔡昉：從“十二五”時期開始，由于15歲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每年都在減少，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我國潛在增長率大幅度下降。測算表明，“十二五”時期的潛在增長率為年均7.6%，“十三五”時期則會進一步下降為6.2%。因此，與此相適應的實際增長速度就是合適的。2012年和2013年我國增長率預期目標都是7.5%，分別實現了7.7%的增長速度，與潛在增長率是相符的，因此也沒有出現嚴重的就業(yè)問題。

實際上，過去兩年我們沒有尋求高于預期目標的增長速度，沒有采取短期刺激政策，減少了政府對直接經濟活動的過度干預，緩解了產能過剩的進一步加劇，避免了經濟泡沫的形成，為改革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宏觀經濟環(huán)境。因此，把經濟增長速度預期目標的制定建立在正確理解、判斷和測算潛在增長率的基礎上是十分重要的，應該堅持并逐步規(guī)范化和科學化。

基于對未來潛在增長率的靜態(tài)估算，即“十二五”時期平均7.6%和“十三五”時期平均6.2%，以及對改革推進逐漸釋放出紅利的動態(tài)預期，綜合考慮，我們認為，在“十二五”后兩年把GDP年度增長率預期目標定在7.5%是合適的，而從“十三五”時期開始應有所降低，平均可確定在7%的水平上。按照正確的定義和更權威的數據，進一步精確估算潛在增長率仍有必要。在此基礎上確定的增長速度預期目標，既不應作為下限而追求超越，也不作為上限而容忍更低水平，以防止超過時形成通貨膨脹預期，或者達不到時造成周期性失業(yè)的情形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