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談經濟改革：宏觀調控不能替代改革

另一種觀點是當前要加大投資促使經濟增長，防止滑坡。加大投資想過經濟增長質量嗎？如果再增加幾萬億投資，中國經濟的后遺癥將越來越大，使得中國經濟長期不能擺脫這個陰影。

投資是要增加，但今后應著重在三個方面：一是技術創(chuàng)新的投資增大；二是民營經濟投資力度加大；三是基礎設施環(huán)境工程的投資要加大。這些是為中國經濟增長準備后勁的。

投資固然重要，但應該考慮到中國的大局，當前絕不能夠又來一個幾萬億投資，這樣下去，對中國經濟長遠是沒有好處的。再一次組織增大投資，實際上會使中國經濟卷入到一個貽患無窮的地步。

寧可速度慢一點。最近一段時間能保持在7%-8%的增長就行，不要追求過高的增長率，重在結構調整。

中國的宏觀調控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不能夠照搬國外的增長模式。中國是一個雙重轉型的國家。第一種轉型叫發(fā)展轉型，為發(fā)展經濟學所研究的，一個經濟體從農業(yè)社會轉向工業(yè)社會、現(xiàn)代化社會的轉型；中國還有第二個轉型是體制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到市場經濟體制。對中國來說，這兩個轉型是重疊一起的，全世界沒有先例。

在中國的雙重轉型中，中國經濟有自身的特點。比如說，現(xiàn)在有觀點認為貨幣流通量要控制，不能太大。這是貨幣學派的一個觀點，是根據國外發(fā)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而提出來的，但對中國來說，不適應。

在雙重轉型下，原先中國農民被排除在市場經濟以外，跟貨幣經濟接觸很少，但是現(xiàn)在廣大農民都卷入到市場中間。農民吃的糧食，不是自己種的。自己種的賣了，他喜歡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到市場上買，很多要通過貨幣進行的，但是過去是沒有的。所以，農民卷入到市場經濟中來，貨幣流通量一定要增大。

還有，中國的貨幣流通渠道不是通暢的。流通環(huán)節(jié)太多，加上農民的加入，中國的貨幣流通速度是相對慢的。跟西方國家流通渠道很暢通不一樣，西方的農民卷入市場是100年前就完成的。這對中國的情況來說，貨幣流通量必然比西方經濟學家所計算出的貨幣需求量要大。西方是正常的標準，對中國來說，中國有這樣的因素加入就不能一樣。因此，中國的貨幣流通量應該有新的考慮，要根據中國的國情來考慮。

幾個月前鬧“錢荒”，原因是什么？因為從統(tǒng)計數(shù)據看，M1、M2都是很大的，表示貨幣流通量多。但卻借不到錢，到處在缺錢，鬧“錢荒”，這必須根據中國具體情況解釋。因為中國融資難的問題沒有解決，盡管貨幣流通大，實際生活中的貨幣要求、需求比這個還要大。

因為融資難，在已有貨幣不夠的情況下，每個企業(yè)都另有打算。在企業(yè)當中流行的一句話叫做“現(xiàn)金為王”，每個企業(yè)都要保留一部分現(xiàn)金在手上，現(xiàn)金就全流到超正常儲備中去了，準備不時之需。造成了一方面M1、M2數(shù)量很大，另一方面感覺經濟生活中現(xiàn)金是不足的。這就是中國的情況，若不根據中國的情況來判斷、制定政策，就一定會出亂。這個問題表明我們的宏觀調控需要跟市場化結合在一起。

宏觀調控絕不是萬能的，更不是能夠替代改革的。有人經常說，核心在政府調節(jié)和市場調節(jié)之間的關系，就有了種種說法，有的說法是“小政府、大市場”，這個說法有道理，但是不準確。“小政府”意味著政府工作人員少更好，政府管理事情少更好，但這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用大小來衡量，不是一個范圍的問題。

還有一個說法是“強政府、強市場”，中國將來是“雙強”體制。這個說法也不準。“強市場”就是市場發(fā)揮作用，“強政府”意思是好像政府一定處處管到，這也不一定對。比如家用電器，政府不管它，它就起來了。管得越多，產能過剩越過。

所以，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場”。政府不在于大小，因為它不是一個人員多少的問題，也不是管轄范圍多大的問題，主要是政府做政府應該做的事，效率要高。市場也不是萬能的，市場還有很多地方是管不到的。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場，這就是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兩者都要講效率，都要有效，政府做政府該做的事情，市場做市場可以做的事情，這樣就行了。

三、土地確權：學習林權改革

土地確權是當前改革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現(xiàn)在全國大概有50個縣正在試點，實際上數(shù)量可能還要更多，中國準備在幾年之內陸續(xù)推廣。

為什么土地確權這么重要？必須從中國經濟的非均衡談起。非均衡分兩類：第一類是市場不完善條件下的非均衡，西方國家的非均衡屬于這一類；中國的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即市場不完善再加上缺乏市場主體的非均衡。

在計劃經濟時代，沒有市場主體。企業(yè)不是真正的企業(yè)，沒生產主體，產權是不明確的。所以中國的改革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產權改革，讓產權明確，讓產權界定，讓國有企業(yè)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中國的改革不能從放開價格著手，因為價格不是改革的突破口，而是最終的成果。改革好了，最后的價格一定根據市場規(guī)律而制定的。中國搞股份制改革，就是讓國有企業(yè)首先成為產權明確的市場主體，最好的辦法是股份制。

中國的計劃經濟兩大支柱，第一個支柱是國有企業(yè)體制，第二個支柱是城鄉(xiāng)二元體制，或者叫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兩者支撐了計劃經濟。前30年的改革著重在國有企業(yè)體制改革，把大多數(shù)的國有企業(yè)，變成了股份制企業(yè)，變成了上市公司，這個任務進行得比較順利。但是城鄉(xiāng)二元體制改革一直沒動，這就是中國的現(xiàn)狀。

中國產權改革繼續(xù)進行，農村也要進行產權改革。農村的集體所有制是空的，是虛的，集體所有制講起來挺好，實際上包括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計劃體制下，沒有多少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是真正屬于集體的，而是由干部掌握、操作，跟廣大農民沒關系，直到“文革”以后取消人民公社，才出現(xiàn)了真正意義上的集體所有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