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世君：應讓民眾福利與財政收入一起“飛”

薛世君

        與財政部部長謝旭人的觀點一樣，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最近也表示，目前我國公共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20%左右。數據顯示，美、英、法、日等國的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都超過20%或者30%，有些歐洲福利國家甚至超過50%。

        單從這個數據來看，我國的公共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確實很低。但是，眾所周知，我國的財政收入除了稅收之外，還有數額龐大的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和各種行政性收費，這還不包括很多地方的亂收費。

        就拿行政性收費來說，名目多如牛毛，工商、環(huán)保、質檢、公安、衛(wèi)生、教育、交通等眾多部門都有各自的行政性收費名目。僅以交通出行為例，乘坐飛機有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等。這些有“暗稅”色彩的收費，也都會成為政府收入。在大多數國家，民眾的財政負擔主要就是稅收，非稅負擔比較小，但在我國，費比稅重，而在與國外進行宏觀稅負比較的時候，民眾負擔的“費”往往就被忽略了。

        況且，政府財政收入高不高，不光要看收入多少，還要看怎么支出。如果能盡量“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哪怕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再翻一番，只要我們能獲得充分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也不會嫌高。比如北歐一些國家，稅率高達40%~50%，但同時人家的民眾享受著“從搖籃到墳墓”的很多福利，從教育、醫(yī)療、失業(yè)救濟到養(yǎng)老、育兒等，社會保障無微不至。因此，國家財政收入很高，返還的也多，最終受益的還是民眾。

        謝旭人部長說“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人均財力水平在國際上仍處于偏低水平”，但是他并沒有說  “自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財政收入增速連續(xù)17年高于GDP增速的情況下，我國針對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財政支出卻一直是塊‘短板’”。根據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教授提供的數據顯示，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約6.85萬億元，醫(yī)療、教育、社保就業(yè)三項支出占比僅14.9%；而在美國，同樣這三個項目上的開支已相當于聯(lián)邦政府總開支的61%。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理由問：財政收入那么高，錢都花在哪里了呢？

        收入差距擴大、買房難、看病難、上學難等社會問題一直存在，就連教育經費占GDP比例4%的目標也是喊了那么多年也沒實現，但我國行政開支在財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卻一直名列世界前茅——在去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政協(xié)副主席陳萬志就指出，行政成本最低的日本，一般性行政支出占財政支出的2.8%，美國是9%，我國高達23%，我國的這個比例，不僅大大高于發(fā)達國家，甚至大大高于同樣是發(fā)展中大國的印度。所以，我們在看到“三公消費”廣受詬病的同時，天價U盤、iPhone4手機做警務通、法院采購豪華按摩椅等“天價采購”丑聞還是不斷冒出。給公眾花錢時  “吝嗇”，給自己花錢時“慷慨”，兩相對比，公眾還會覺得財政收入低嗎？

        財政收入高還是低，關鍵是看怎么用，如果都用于投資性支出，乃至公務消費支出、鋪張浪費，就是財政收入不增長，公眾也會覺得高。如果多用于社會保障性支出和公共性支出，就算財政收入增長再快一點，公眾也能接受。所以說，財政收入不怕多，就怕亂花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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