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安全無虞 大國仍須重稷

每經記者 陳旭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12月14日，國家統(tǒng)計局發(fā)布了2018全年糧食產量的公告。

統(tǒng)計顯示，2018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65789萬噸（13158億斤），比2017年減少371萬噸（74億斤），下降0.6%。其中谷物產量61019萬噸（12204億斤），比2017年減少502萬噸（100億斤），下降0.8%。

此前在2004年~2015年，我國糧食產量實現(xiàn)“12連增”，到2015年總產量達到創(chuàng)紀錄的6.2億噸（根據(jù)第三次全國農業(yè)普查對糧食播種面積及產量數(shù)據(jù)的修正結果，2015年的最新數(shù)據(jù)被修正為6.6億噸）。

可以說，中國40年來高速發(fā)展實現(xiàn)的經濟奇跡，既有改革開放這一根本性的動力，也有加入世貿組織這樣的歷史機遇，但同時也與糧食的長期穩(wěn)定豐收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最基本的邏輯就在于，“12連豐”為我國居民的“糧袋子”和“菜籃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穩(wěn)定的農作物產量為保證物價基本穩(wěn)定立下了汗馬功勞。

不過從2016年之后，我國糧食播種面積連續(xù)兩年出現(xiàn)下降，其中2017年比2016年減少1861萬畝；2018年又比2017年減少1428萬畝，下降0.8%。

今年7月，國家統(tǒng)計局發(fā)布2018年夏糧產量數(shù)據(jù)的公告，顯示今年夏糧產量13872萬噸，同比去年的14178萬噸，降幅2.2%。盡管國家統(tǒng)計局解讀夏糧生產情況時表示，該數(shù)據(jù)仍屬于較好的收成，但在我國糧食進口逐年增加的背景下，此時重提糧食安全并不完全是杞人憂天。

對擁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而言，糧食安全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受到如此高的關注。

從“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再從“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到“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在有文字記載的3000多年歷史中，中國一直是極其重農的大國，先民甚至把代表谷物的“稷”和代表土地的“社”組合在一起，認為這是天下安危系于一身的兩大支柱之一。

就在上個月，筆者曾到埃及作了歷時10天的旅游，這個90%領土都被沙漠所覆蓋的國度，卻因為依傍著世界第一長河尼羅河，并利用千百年來尼羅河定期泛濫帶來的肥沃土壤，孕育出全球最古老的農耕傳統(tǒng)，也由此成就了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國。

然而，踏足這片國土，筆者切身的觀感卻與想象中的繁忙農耕景象相去甚遠。陪同我們的導游拉姆齊是個年僅28歲的90后，可這位在開羅都會區(qū)長大的青年皮膚白皙，在艷陽之下同樣會戴著寬檐帽、大墨鏡，系著圍巾，還涂抹著厚厚的防曬霜，以至于走在中南部小城的街道上，他與當?shù)仄つw黝黑的居民顯得那么不同，似乎倒更像一個外國來的游客。據(jù)拉姆齊介紹，如今不光埃及北部都市化集中區(qū)域的年輕人很少從事農業(yè)生產，連南部農牧區(qū)長大的孩子也大量進入北部打工，這同我國老年人留守農村的現(xiàn)象有些相似。

這樣的變化對埃及的糧食生產當然會帶來巨大影響。在近代以前，埃及一度還是農業(yè)大國，糧食能夠自給自足，但自20世紀70年代以后糧食自給率從80%左右不斷下降，到80年代中期已經不足50%，成為糧食凈進口大國。這也造成近些年來埃及糧食價格不斷上漲，不利于民生的改善。

對于同樣是文明古國的中國來說，情況當然完全不同。我國糧食人均占有量一直維持著相當高的水平。按照國家統(tǒng)計局披露的數(shù)據(jù)，2015年我國人均糧食占有量達到453公斤，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3公斤。尤其是我國稻谷、小麥和玉米等主要糧食作物的自給率均超過了98%，依靠國內生產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底氣是很充足的。

但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中國雖然是全球耕地大國，但同樣也是人口大國，因此人均耕地面積只有約1.4畝，僅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5.5畝的四分之一，更只有美國的12.8%。在中國部分省市，人均耕地面積甚至已經低于聯(lián)合國糧農組織確定的0.8畝警戒線。

我國人均耕地資源的匱乏，始終是制約我國糧食增產的一個瓶頸。東部沿海地區(qū)經濟的飛速發(fā)展，使長三角、珠三角等魚米之鄉(xiāng)脫離小農生產方式，成長為一個又一個鄉(xiāng)鎮(zhèn)工業(yè)基地，也成就了一個又一個百強縣、百強鄉(xiāng)鎮(zhèn)，但傳統(tǒng)的良田資源也被大量消耗。

在今天，隨著農業(yè)科技的進步，像雜交水稻這樣的產品大量涌現(xiàn)，已經使我們幾乎不用再為能否吃飽而操心。但與此同時，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使國內居民對乳品、肉類、蔬菜瓜果和油脂等產品提出了越來越高的需求，這同樣可能占用大量的田地，甚至是寶貴的耕地資源。

就以對外依存度最高的大豆為例，近年來中國大豆需求量逐年增加，約90%的需求量依賴進口。有學者計算，如果上述產品要全部轉向國內生產，僅僅是2017年我國進口的9553萬噸大豆，按照大豆畝產500斤左右的水平計算，就需要占用超過3.8億畝耕地。事實上，這還是按照國外轉基因大豆較高的產量水平測算出來的，如果按照國內非轉基因大豆不到300斤的畝產水平來說，需要的耕地則更多。這對需要嚴守18億畝耕地紅線的中國而言，幾乎是不可完成的使命。

在經濟發(fā)展與轉型過程中，包括農村在內的任何地區(qū)、包括農民在內的任何居民，都有追求財富、追求現(xiàn)代化的權利，因此不能單方面限制農民想要尋求向工業(yè)、向服務業(yè)轉型的這種愿望。

但在這一過程中，18億畝的耕地紅線必須堅守，為此國家曾連續(xù)出臺多項政策措施，旨在既能保護耕地資源，又能滿足農民追求產業(yè)轉型的需求。如何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從法國、美國等多個農業(yè)發(fā)達國家的實踐來看，通過政策性補貼反哺農業(yè)，是一條切實可行的辦法。

除了依靠加強耕地保護來扎牢糧食安全的籬笆以外，農業(yè)科技也是未來確保糧食安全最重要的利器。從高產雜交水稻、到海水種稻取得的非凡成就都可以看出，未來只有大力發(fā)展農業(yè)科技，提高糧食生產的效率，才是確保糧食安全的終極手段。

在小說《紅樓夢》中，作者曹雪芹曾借林黛玉筆下寫出“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這樣的詩句。但其時林黛玉還只是一個十二三歲的未成年人，而且是自幼生長在官宦人家的貴族小姐，因此對柴米油鹽這樣的民生話題想來并無太大的感觸。

而今我們雖然躬逢盛世，但同樣需要居安思危——只有對糧食安全提起12萬分的警惕，才能保得住“民以食為天”的安穩(wěn)，才能為經濟高質量發(fā)展打下一個堅實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