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 | 拯救阿姆斯特丹

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楊歡

圖片出處：攝圖網

“進來看演出，可以開發(fā)票。”

在名為“紅房子”（Casa Rosso）的表演場所門口，黑皮膚青年用流利的中文招攬往來的游客。夜幕低垂，但整條街道還沒有要休息的意思。街頭的紅色路燈是它的標志，誘惑更多人向里涌入。

這是阿姆斯特丹紅燈區(qū)，也是整個城市的流量集中地。語言不同、膚色各異的游客是這里的“主流”。根據預測，這座僅有85萬居民的城市在2018年將接待游客1850萬。

在拉動當地經濟增長的同時，游客與居民之間的拉鋸戰(zhàn)還在加劇。游客涌入抬高了當地的地價、房價，居民只能向郊區(qū)，甚至其他城市搬遷。

今年初，阿姆斯特丹將游客進入的閘門拉到最緊，一系列新的限制政策中，游客被禁止長時間注視櫥窗女郎，旅行團在駐足講解時必須背對櫥窗……甚至有人猜測，由于游客數目大大超過政府可控的范圍，紅燈區(qū)將面臨“關門”危機。

跟許多以旅游業(yè)為支柱產業(yè)的城市一樣，阿姆斯特丹仍朝著不可逆的方向前行。擺在這些城市面前的，是一道難解的選擇題：在旅游業(yè)帶來的巨大收益面前，應該如何適度收手，守住城市最后的底色。

紅燈區(qū)攻守戰(zhàn)

一走出阿姆斯特丹的中央火車站,空氣中的大麻氣味就會迅速鉆進游客們的鼻腔。這只是開始——在這座城市，每個感官都會得到最大程度的刺激。而將這一切集于一身的紅燈區(qū)，正是當地旅游不容錯過的一大看點。

回顧歷史，紅燈區(qū)的誕生并非一帆風順，最大壓力來自政策層面。對性產業(yè)持包容態(tài)度是荷蘭的傳統(tǒng)做法，但憚于負面影響，長達一個世紀的禁令出爐。多年游說后，荷蘭在2000年再度放開了限制，這才讓紅燈區(qū)真正得以發(fā)展。

當時，開放性產業(yè)有相當程度的民意基礎。對于阿姆斯特丹人，開放是引以為傲的城市特質。彼時流行的說法是，該政策是對更多職業(yè)的包容，并更能保障性工作者的安全，頗受當地居民認可。

現在看來，性產業(yè)已然成了提升城市收入的有效工具。2014年，荷蘭官方公布了一組數據：紅燈區(qū)與大麻館每年能夠帶來25億歐元的收入，占全國GDP總值的0.4%。更重要的是，這推動了以性旅游（Sex Tourism）為特色的旅游業(yè)發(fā)展，2016年，全市旅游產值達41億歐元，占全市GDP總值的4.1%。

在諸多評論家看來，這是當地政府的算盤——希望以旅游業(yè)緩解經濟危機對城市帶來的影響，更多新建酒店被用來吸引外國游客入境消費。

有利則有弊。隨著以擴大利益為目的的非法行為愈加猖獗，游客人數爆發(fā)式增長，政府的管理難度逐漸升級。在當地報紙時常會出現人們的抱怨：隨處可見的啤酒瓶、醉漢的排泄物讓環(huán)境惡化，復雜的人群造成了擁堵和社會不安全現象，嚴重影響當地居民的生活。

這個過程中，政府態(tài)度也出現搖擺。2007年，時任阿姆斯特丹市長的喬布•科恩推行的一項整治行動，減少了紅燈區(qū)櫥窗總數的三成，并關閉了Casa Rosso等大型表演場所。

但僅一年后，這些場所拿到新證，再次開張。這讓當地居民感到失望，并表示不再愿意將就。一項研究顯示，過去五年，阿姆斯特丹有40%的夫妻搬遷到其他小城市去生育后代。

下一個“威尼斯”

盡管短期內紅燈區(qū)還不太可能被關閉，但接連停業(yè)的性服務場所似乎暗示了這個城市地標的未來。這一切的根源是，這個存在了數百年的特色產業(yè)，似乎正在消磨掉阿姆斯特丹的原有特質。

如果向阿姆斯特丹更深處走，紅色褪盡的城市展現出了另一種色彩——縱橫的水道將城市分割成不同的區(qū)域，沿河而建的房屋古樸而莊重。在英國作家伊恩•麥克尤恩筆下，這種優(yōu)雅與從容的風格造就了城市的包容。

翻開這座城市的歷史，最吸引眼球的莫過于17世紀出臺的城市綜合規(guī)劃。當時，為了應對不斷擴大的移民潮，阿姆斯特丹基于對城市的重新審視和研判，開啟了一項浩大的運河開鑿工程。

以中心火車站為圓心，一條條弧形運河不僅讓城市有了不斷發(fā)展的依據，也有效解決了交通問題。它們不僅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更讓阿姆斯特丹成為聞名世界的“水城”。

然而，巨大的游客流量卻破壞了城市原有的平衡。隱藏在街邊的當地小吃被外地人開的改良餐廳所取代，服務社區(qū)居民的日用品店變成了針對游客的紀念品店。物價被旅游市場哄抬，生活成本不斷提高。

而在更個人化的體驗中，有著“世界自行車之都”稱號的阿姆斯特丹，其自行車道變得不再適合騎行——為了繞開擁擠的人流，必須多騎幾個街區(qū)才能到達目的地。

在歐洲，越來越多的城市察覺到社區(qū)退化的嚴重性。在柏林、在布拉格、在巴塞羅那，市民開始用各種手段進行反抗，墻壁被噴上不歡迎游客的涂鴉，將二者的矛盾擺上了臺面。

而在“沉浸式旅游”愈加受到追捧的今天，變形的城市也讓游客敬而遠之。從威尼斯逃至阿姆斯特丹的游客，抱怨這里在變成下一個“威尼斯”。

顯然，“過度旅游”已經成為問題的癥結所在，而造成這一問題的是政府——面對不斷增長的旅游人口帶來的巨額回報，他們選擇犧牲城市底色，任由城市旅游資源豐富的中心區(qū)域空心化，讓人口向郊區(qū)轉移。

更嚴重的是，隨著全球旅游業(yè)不斷提檔升級，暴漲的全球旅客開始涌向新興國家的城市。比起老牌發(fā)達城市，他們更缺乏選擇的可能，只能寄希望于旅游帶來的經濟增長。馬來西亞的檳城，越南的芽莊等，不少城市都變成了十足的“旅游鎮(zhèn)”——城市的絕大部分配套設施都與服務旅游業(yè)掛鉤。

當進，當退？

城市到底應不應該為旅游業(yè)讓位？

眼下，已經有一些“阿姆斯特丹們”，開始吞食縱容旅游業(yè)過度發(fā)展的苦果。即便是由于資源限制而選擇旅游業(yè)的城市，比如麗江，也遭遇了GDP在云南省內多年吊車尾。由此可見，雖然因城而異，但過度依賴旅游業(yè)總歸不是最好的選擇。

理雖如此，面對旅游業(yè)帶來的高昂、綠色的經濟附加值和城市形象的提升機會，在真正的危機來臨之前，沒有城市可能選擇主動退讓。這種情況下，城市要如何拿捏好分寸？

一種思路是從旅游業(yè)本身下手。德國哲學家漢斯•馬格納斯•安森博格曾歸納出旅游業(yè)的一個悖論：每個人都想體驗全新的、與眾不同的旅游風格，其結果是，他們的旅游路線還是被手中的說明書和旅游文章所主宰。這反過來影響城市旅游業(yè)開始趨同——在任何一個景點，餐飲為適合大多數人的口味而做了調整，商店里賣的幾乎都是明信片和冰箱貼，翻到背面，還可能都是“made in China”。

針對這個問題，政府可以提供更加多樣性的旅游方式，將游客分流至更多區(qū)域，這對帶動城市整體旅游業(yè)的發(fā)展也是有好處的。例如，慕尼黑建立博物館區(qū)、寶馬世界等景點，就是為了疏散集中的旅客。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在城市規(guī)劃上多做文章。在檳城，政府讓民眾充分參與討論，并劃分了可開發(fā)和不可開發(fā)的區(qū)域。老式的南洋建筑被整體保護起來，并推動其進入世界遺產名錄。而當地居民也會有意識地對游客進行宣傳，加深其對當地的認同感。

當然，這種保護需要長遠眼光。否則，就可能像布拉格、利物浦近年間做的那樣，違反世界遺產名錄的要求修建高樓。這會為城市形象帶來負面影響。

在全局性考量上，阿姆斯特丹做出了新的嘗試。在2015-2017年間，政府推出了一項“城市平衡”項目，小范圍內進行包括提高商鋪質量和多樣化、讓政策清晰化、試探城市極限，以及為商圈引進更多開敞空間的四項試驗。此后，有效的嘗試將得以推廣。

但無論如何，一些限制措施仍是必須的。比如，已過度旅游的城市，需要在特定景點進行有效限流，這種做法已在諸如麗江等地逐步推行。

除此之外，抑制虛高的房租價格和物價也是必要的手段之一，目前，阿姆斯特丹已采取階段性禁止短期租賃的措施，來穩(wěn)定當地房屋租賃市場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