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特朗普減稅豐滿理想會否遭遇骨感現實

陳季冰

特朗普在就任美國總統(tǒng)即將屆滿百日之際送出一份減稅大禮，被稱為“自里根以來美國最大規(guī)模的稅收改革”。從媒體已經披露的信息來看，它包括三部分主要內容：第一，將企業(yè)稅從目前的35%降至15%；第二，對美國公司留存在海外的利潤開征10%的懲罰性稅收；第三，將個人稅從目前的7級簡化為3級，大幅度提高起征點，并將最高稅率由39.6%降為35%。

常識告訴我們，減稅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收入下降。而我們都知道，美國已是一個債臺高筑的國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政府債務節(jié)節(jié)攀升，幾乎到了失控的程度。

奧巴馬任內美國爆發(fā)過多次“債務懸崖”危機，2013年10月，聯邦政府一些部門還關門停擺。作為一名成功商人的特朗普，難道就不擔心自己的政府破產嗎？

●減稅這樣的好事何以引起激烈反對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簡單了解一下美國共和黨信奉的經濟哲學。

西方國家在度過了二戰(zhàn)以后的30年黃金增長期以后，到上世紀70年代普遍陷入被稱為“滯脹”的經濟困境。所謂“滯脹”，就是低增長率與高通脹率并存的狀態(tài)，這是大蕭條之后橫空出世并備受推崇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無法解釋的。

根據凱恩斯奠定的宏觀經濟學一般規(guī)律，增長率、就業(yè)率、通脹率三者呈高度正相關關系。為了對此作出理論回應，美國一批經濟學家分別從各自不同的研究領域出發(fā)，掀起了新的學術變革，其典型的代表就是后來為人熟知的“里根經濟學”。

從經濟學純學術的角度看，這一新興的學派不像米爾頓·弗里德曼創(chuàng)立的貨幣主義學說，它并沒有什么獨創(chuàng)性的理論建構。該學派更多地立足于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共識，發(fā)展出了一套反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其核心理念在于：現代經濟中的“需求”是“供給”創(chuàng)造出來，因此改善供給才是促進增長和就業(yè)的根本動力。這與凱恩斯主義力主的刺激需求背道而馳。

這一學派的政策建議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兩根支柱便是減稅和放松不必要的政府管制。該學派經濟學家們認為，這能夠激發(fā)企業(yè)的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促使企業(yè)增加投資和技術創(chuàng)新，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yè)。

這套學說不久后被美國共和黨總統(tǒng)里根和英國保守黨首相撒切爾夫人的政府拿來推行，并成為所謂“新自由主義革命”的意識形態(tài)金科玉律。按照這一學派的經典說法，減稅促進了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則會擴大國家的稅基，因此即便稅率下降了，國家的稅收總收入非但不會減少，反而會增加。

自里根以后，每一屆共和黨政府都將減稅作為自己經濟政策的首選使命。特朗普也不例外，除了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和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外，他在競選期間的最重要經濟口號就是減稅。

然而，如果真的是于國于民皆大歡喜的好事，為什么會引起許多人的激烈反對呢？而且反對者中還有不少術業(yè)有專攻的經濟學家，其中不乏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誰能享受到減稅的大部分好處

事實上，自這一新的經濟學流派誕生以來，關于它的爭議從來就沒有停止過。這里面有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因素。

在經濟上，一些嚴肅的評論者指出，一國的財政稅收政策是一個極為復雜的體系。財稅政策如何影響經濟行為也是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性問題，并不像鼓吹該學派的政客們想象的那么簡單，它與該國目前的財稅結構、產業(yè)結構以及其他許多因素都有密切關系。

這一學派政策的實踐結果也證明了這一點。上世紀90年代，歐洲小國愛爾蘭通過對企業(yè)大幅度減稅和松綁政府監(jiān)管，吸引了大批美國科技企業(yè)前去投資，帶動愛爾蘭經濟實現騰飛，幫助它在短期內由一個窮國一躍而躋身西歐富裕國家之列。這大概是該學派最輝煌的戰(zhàn)果了，也是美國共和黨人最津津樂道的故事。

但在這一學派的搖籃美國，它的成效并不盡如人意。對“里根新政”并不欣賞的民主黨人比爾·克林頓執(zhí)政期間，美國憑借互聯網革命贏得了一波靚麗的高增長。在克林頓任期的后半段，美國聯邦政府連年出現財政盈余，這對于今天這一代的美國人來說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接替克林頓上臺的共和黨總統(tǒng)小布什政府推行了大規(guī)模的減稅，其結果是迅速揮霍掉了克林頓積攢下來的政府盈余并很快負債累累（這當然與發(fā)動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zhàn)爭有重大關系），但美國經濟并未取得比克林頓時代更高的增長。

在小布什任期的最后階段，美國甚至爆發(fā)了70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所以，克林頓在諷刺共和黨的經濟主張時總喜歡說這么一句話：“我沒在名牌大學念過經濟學，我只是一個來自阿肯色的窮人家的孩子，但我會做簡單的算術題。”

減稅政策的反對者還不無洞見地指出，稅收變動會對經濟行為造成復雜影響，減稅未必在任何階段都一定利于經濟健康增長。例如，減稅將增加企業(yè)并購，并改變公司的財務行為。這很可能提高金融體系的系統(tǒng)性風險。

舉個簡單例子，當稅率比較高時，企業(yè)會傾向于壓低利潤，這會促使它增加支出，其中包括投資和研發(fā)；而當稅率大幅度降低后，它會傾向于更多積累現金利潤，因為這樣能夠推動它的股票價格上漲。

如果這一邏輯是成立的，那么減稅在經濟不景氣的階段（目前就是）不僅不見得能夠促進企業(yè)擴大投資和技術研發(fā)，反而可能引發(fā)嚴重的金融風險。當減稅伴隨著金融監(jiān)管放松（特朗普正打算這么做）時，情況尤其如此。在特朗普減稅計劃公布后，IMF立刻提示了其中可能蘊含的金融風險。

對減稅更為激烈的抨擊來自政治方面。幾乎所有支持民主黨意識形態(tài)的人士都認為，減稅會加劇美國已經極為嚴峻的貧富分化?！都~約時報》資深評論員紀思道干脆在一篇文章中將特朗普的此次減稅提議怒斥為“搶劫”。

這部分左翼人士的邏輯是這樣的：減稅將減少政府收入，其結果不可避免只有兩個——或是“節(jié)流”，即減少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最直接的如削減社會福利；或是“開源”，無非是更多舉債——無論上述兩種結果中的哪一種，都將明顯有利于少數富人，不利于大多數中低收入家庭。

誰都知道，收入越高的人交的稅也越多。對于一個年收入只有2萬美元的貧窮家庭，政府本來就收不到什么稅，減稅對它沒有任何益處；而對于一個年薪2000萬美元的大公司CEO，這次稅改或許能讓他一年少繳納幾百萬美元稅款。

換句話說，減稅的大部分好處都讓高收入階層拿走了。但減稅帶來的壞處，不管是社會福利減少還是公共債務增加，都將由全體美國人民平均分擔。而且，越是貧困的弱勢群體越依賴政府提供的基礎性公共福利，有錢的富人在這方面完全支付得起私人服務。

總之，在反對者看來，減稅就是在“劫貧濟富”，有違社會公正。因此，美國國會中的民主黨議員猛批特朗普減稅政策是“不道德的”。他們還認為，由于減稅的最大獲利方正是特朗普自己這樣的億萬富豪，總統(tǒng)本人與這一政策存在明顯的“利益關聯”。

●避免讓減稅異化為選戰(zhàn)或政治博弈工具

筆者并不想在本文中輕率地判斷特朗普減稅計劃的利弊前景，我只是希望能分享一下關于這個問題的不同觀點，這會有助于加深我們的認識。

就個人的一點學習和思考而言，我認為“里根經濟學”及其學派的政策主張中蘊含著其合理的成分。但我們既要尊重經濟學的一般共識，也要實事求是，細致地分析具體問題，尋找到富有針對性的答案。

例如，從實踐效果來看，我認為一般情況下對企業(yè)減稅比對個人減稅更加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作為一個舉世聞名的“福利國家”，北歐的瑞典給人最大的印象是它的高福利和高稅收。

但以我十多年前在瑞典實地觀察到的情況來看，這種籠統(tǒng)的感觀有很大的偏頗。瑞典的稅負水平的確很高，但這主要是指個人稅，事實上，瑞典平均的企業(yè)稅在整個歐盟僅居于中下游水平。以至于有人說，社會民主黨（瑞典長期執(zhí)政的左翼政黨）敵視富人，卻偏愛富有的企業(yè)。

我相信，這種稅收結構是瑞典能夠長期保持經濟穩(wěn)定增長、且全社會貧富差距始終很小的重要原因。但十分遺憾的是，雖然對企業(yè)減稅比對個人減稅可能更有助于“里根經濟學”及其學派實現自己的政策目標，但政治上的效果卻正好相反：對個人減稅遠比對企業(yè)減稅更容易獲得多數選民支持。

在民主國家，作為一項經濟政策的減稅經常被用作選戰(zhàn)或政治博弈的工具。減稅幾乎總是能夠贏得大多數選民的歡迎，因為人們總是對能夠對自己產生立刻和直接影響的事務更敏感。

減稅讓選民的錢包立竿見影地鼓了一點起來（不管鼓得多還是鼓得少），當然讓人開心。至于經濟增長、公共服務、社會公正之類的宏觀和長期問題，往往不在大多數普通選民的認知半徑中。

所以有人說，在民主國家，提議增稅簡直就是政治自殺，這就是為什么西方國家的政府債務眼下幾乎無一例外堆積如山的原因。

然而像比爾·克林頓那樣懂一點簡單算術的人都知道，這種狀況是不可持續(xù)的，總有一天會大爆發(fā)，而且到頭來必將嚴重地損害經濟，近些年的歐元區(qū)就是前車之鑒。

（作者為財經專欄作家，本文轉載自公眾號“冰川思想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