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施路：諾斯的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證明中國經濟增長以人為本

每經編輯 栗施路    

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于11月23日去世，享年95歲。他不僅是大眾眼里的制度經濟學家，還是經濟學家眼中的經濟歷史學家。他的研究成果挑戰(zhàn)了當時傳統(tǒng)經濟分析方法的權威，彌補了經濟分析方法難以解釋長期經濟增長的短板，他也因此而成名。

諾斯的教育背景與他的研究成果一樣特立獨行。諾斯的出生地是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鎮(zhèn)，舉世聞名的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都在這里。因為家庭原因，他放棄了哈佛的錄取而就讀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并且“任性”地選擇了政治學、哲學和經濟學三門專業(yè)。和其他諾貝爾獎得主比起來，他的成績并不優(yōu)異。

但也正是因為諾斯在政治學、哲學和經濟學研究方向上的選擇，造就了他與眾不同的經濟歷史視角。曾經，大多數(shù)人在宏觀經濟生產研究中，一致認為科學技術的提升是經濟增長的第一要素，而諾斯則提出制度也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其地位不比科技進步低。比如意識形態(tài)、產權制度、國家制度等都是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科學技術提高的基礎。

諾斯提出的新制度經濟學與傳統(tǒng)經濟學的區(qū)別是以人為本，這更加接近東方哲學思想。他提出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應該注重人、團體、社會之間的行為關系與制度，不僅是單純的思考成本、價格、工資、產業(yè)分布中的實證數(shù)據，而是把它們放在真正的社會形態(tài)與歷史環(huán)境下進行研究。

例如對于“為何中國近40年的經濟增長如此迅速”這個問題，諾斯的制度經濟學理論就給出了近乎完美的解釋。

制度變遷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顯而易見。實際上，國民素質、對雇主職業(yè)道德的要求、企業(yè)的社會責任感、官員的清廉等因素都在這個范圍之內。傳統(tǒng)經濟學只考慮了人口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卻沒有注意到在中國和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其國民競爭意識與奮斗的動力強于歐美太多，因為良性競爭可以促進社會發(fā)展。另外，我國的國民素質在近40年里也有大跨度的飛躍，這其實是保障經濟活動有序進行的基本要素。

產權制度的改善也為中國經濟增長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知識與財產的產權保護日趨完善，構建起了有效的商品社會。根據諾斯的理論，對于財產所有權的法律保護，是把個人的經濟努力不斷引向一種社會性的活動。

世界財富從公元1500年起加速流入西方，原因之一就是明確了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保護了發(fā)明創(chuàng)新帶來的盈利，成為科技發(fā)展的主要動力。

交易費用是諾斯創(chuàng)立的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它是指在建立商品交易過程中非商業(yè)活動的損耗成本，而這些成本大多來自國家制度的不完善。譬如討價還價花去的精力與時間是因為買賣價格的配置不完善，所以國家啟用了國家制度，設立了物價局、交易所、質監(jiān)局等以便于商品質量和價格的配置與管理，為商業(yè)活動節(jié)省了交易費用。

完善的國家制度可以讓財富發(fā)揮實際作用，讓企業(yè)與人民切身感受到一個經濟大國該有的體制服務水平，而在這一點上，政府政務的確有待改善。如開具證明、注冊商標、拿一個批文要跑好幾個地方，等很長時間，間接造成大量商業(yè)活動的不便，影響了社會經濟的效率。

不過，中央近年來著力推進的簡政放權以及反腐都顯示出了我國改善、完善制度的決心。正如諾斯的研究顯示，只有在保障社會制度、金融制度良好實行的前提下，經濟才能健康發(fā)展，百姓才能安居樂業(yè)。

（作者為特許金融分析師協(xié)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