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制不改 “7%”難約束地方經濟增長沖動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徐奎松

話題緣起

    距今年全國“兩會”開幕還有4天的時間，溫家寶總理還在繼續(xù)征求老百姓對政府工作的意見。2月27日，溫家寶總理在與廣大網民交流時指出，“十二五”的主題和主線就是要貫徹科學發(fā)展觀和轉變發(fā)展方式，確定的經濟發(fā)展速度是7%，已經向地方政府講明。

    同在2月27日，中國政府網公布了全國26個省份上報的“十二五”GDP年增長目標，除了北京是7%，河北是9%左右，其余24個省份都在10%以上，最高的陜西是14%左右。

    與“十一五”經濟年增長速度8%相比，“十二五”降低了1個百分點，這對經濟會帶來什么變化？中央與地方所定的GDP目標為什么存有差距？背后的問題是什么？如何化解問題？

    今天我們邀請了清華大學世界與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和興業(yè)銀行經濟學家魯政委，共同分析以上問題。

定“7%”是要改變地方GDP政績觀

    NBD：溫家寶總理給出“十二五”時期中國的年經濟增長速度是7%，說明了什么？

    袁鋼明：與“十一五”確定的8%經濟增長速度相比，把未來5年的年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到7%，降低了1個百分點，這是中央針對當前國內外環(huán)境審時度勢作出的一個科學決定，主要原因是綜合了“十二五”時期的經濟走勢和發(fā)展方式轉變等因素。

    魯政委：為什么要給出7%的目標？有兩個層面的考慮：一方面是具有導向性，目前大家依據(jù)國內外的經濟形勢普遍說  “劉易斯拐點”已經來臨，但究竟在哪一年出現(xiàn)并沒有統(tǒng)一的看法，所以，預期是經濟會下滑；另一方面，盡管目標定在7%，但不具有強制的約束性。當年，朱镕基總理把GDP定在8%，實際每年都高于8%。所以，現(xiàn)在定在7%，實際經濟增長速度不一定就會落到7%。由此，引申出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經濟增長速度高是不是就一定不好？多年來沒有一個科學的定論，只是直觀上的一種感覺。

    NBD：如何看待這降低的1個百分點？

    袁鋼明：降低的1個百分點，背后包含著幾個大的問題：一是表明中央要堅定不移地轉變地方政府唯GDP至上的政績觀，向民生和轉變發(fā)展方式層面轉變；二是中央堅決要淡化GDP、降低盲目鋪攤子造成產能過剩與環(huán)境資源壓力等問題的惡性循環(huán)；三是表明中央已經對2011年的經濟走勢有了一個基本把握，高房價、高物價和高通脹三大隱患問題不可持續(xù)，預示著政府在2011年將對三大經濟隱患問題繼續(xù)進行治理，這也是確立7%的主要因素。從經濟波動規(guī)律看，2011年政府只要出手治理三大隱患，經濟增長速度就必然下滑。

    此外，我們還可以看到“7%”折射出來的另一個方面，過去的“九五”“十五”和“十一五”這3個5年規(guī)劃中，每年度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均提8%的目標，但年底統(tǒng)計的實際數(shù)字都在10%以上。相差的2個多百分點政府每年不作解釋，因此很多時候我們的很多決策都是按照10%以上的經濟增長量來制定實施的，而不是按照8%的指標。2011年或是“十二五”期間的年增長速度估計不會降到7%，我個人的理解是，確定7%是中央為經濟下滑調整出來的一個空間。

矛盾不在經濟增速而在結構

    NBD：GDP增長過高或是過低對目前中國經濟有什么影響？

    袁鋼明：GDP在中國有著特殊的作用，之所以要保持一定的增長率，因為有幾個相互牽扯著的問題：

    一是就業(yè)問題。國家政策規(guī)定，每年要增加1000多萬個的就業(yè)崗位，2010年的最大成就就是增加了1100萬個就業(yè)崗位。GDP增長率與就業(yè)指標的關系是，只有達到10%以上的增長速度才能安排1100萬人的新就業(yè)量。按照目前我們的人口核算，每年需要安排新就業(yè)1200萬人，如果經濟增長速度達不到10%以上，就會出現(xiàn)很多新增失業(yè)人口，這個壓力是非常大的。

    二是國家財政收入問題。財政收入增加是各種社會保障的必要前提。由此，財政每年必須保證一個絕對的數(shù)字，如果應確保的財政數(shù)字短缺就會出現(xiàn)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增長必須靠經濟增長來支撐。在我看來，目前這個經濟增長速度就是不能低于10%的增長。

    三是企業(yè)層面的問題。如果經濟增長速度過低，企業(yè)就會面臨著停產或是半停產，這些都是鐵的界限。以中國目前的狀況看，經濟增長速度最多下降1個百分點，一旦下降2個百分點就會出現(xiàn)很大的問題。

    NBD：降低GDP增速是不是意味著就會提高老百姓的工資收入？

    袁鋼明：現(xiàn)在全社會有一種誤解，認為降低了GDP老百姓的收入會增長。這種誤解是老百姓沒有真正梳理清楚，誤把政府大量的財政投資帶動起來的經濟增長認為是經濟總量的增長。實際情況是，老百姓應該向國家的財政收入看齊，也就是國家應該降低財政收入、減低投資，這樣才能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增加老百姓的消費，在這個結構層面上下功夫、制定政策，而不是在經濟總量上下功夫。

    我們當前所面臨的主要矛盾，不在經濟增長速度上，而是在經濟結構上。但是，如果降低了增長速度，收入分配問題就很難解決。這是一對矛盾，也是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多重復雜性的真實反映，這也是宏觀調控的難度之所在。所以，不能說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就意味著不要經濟增長速度，還是要保持在一定幅度上的經濟增長速度。不能說為保證就業(yè)量，就一定要把GDP提得很高。從2009年到2010年，針對社會對收入分配的呼吁，國務院原定準備修改《工資條例》，原先預定對所有勞動者普遍提高一級工資，但這個文件為什么遲遲沒有出臺？在我看來，是因為中央已經預計到今后經濟增長速度會大幅下滑，所以就沒敢出臺。這就說明經濟增長速度對收入分配的重要性。所以，認為經濟增長速度下滑，老百姓的收入就會提高的看法是錯誤的。

稅制不能再與GDP掛鉤

    NBD：要確保民眾收入增長，地方政府目前保持較高的GDP增長是唯一的選擇嗎？

    袁鋼明：作為地方政府，要保持就業(yè)和增加勞動者收入，只有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地方沒有權利增加勞動者工資，那么，針對增加收入的呼聲，地方政府只有增加投資，提高經濟增長速度才能保證一定的勞動者收入，一旦離開經濟增長速度，地方就很難保證就業(yè)和收入分配，但調整工資收入分配權利中央一直沒有下放給地方。從另一個層面解釋，2010年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一撥連一撥，但是土地財政沒有根本地“動”，為什么？就是因為地方政府要保證充裕的財政收入解決就業(yè)和收入分配問題。除了土地收入來源之外，其他進項就不多了，東部沿海地區(qū)還有其他收入，中西部就很少，所以，地方沒有這個能力。而中央的財政收入很多，調整收入分配比例就是要把財政收入轉移給老百姓。目前，地方的事權與財權嚴重不匹配。

    魯政委：客觀地說，官員政績考核機制不改革、中央與地方兩級的稅收分配制度不改革，中央僅僅定一個經濟增長速度數(shù)字，對地方政府的約束力極其有限，這是問題的關鍵。

    目前大家還沒有認識到的問題是，地方政府為什么熱衷經濟增長？因為目前我們的稅制體系還是增值稅體系，增值稅的含義是只要企業(yè)在轉動，GDP就會增長。相反，沒有了GDP就沒地方收稅。從另一方面上來說，GDP下降，財政收入就會下降，沒有穩(wěn)定的財政收入，地方政府什么也干不了。很多時候，地方政府不僅要解決地方上的問題，還要解決中央分配的任務，如果沒錢怎么解決？所以，中央定的7%GDP目標，地方很可能不會接受，照樣搞的很高。

    過去我們的稅制與GDP掛鉤，所以叫增值稅，但未來我們將向民生和刺激消費層面過渡，那么稅制也應該跟進調整，比如說像美國所得稅征收基數(shù)是，一個人買了房子，政府征收的所得稅是把這個人的房屋月供扣除之后才交的所得稅。而我國征收的所得稅是在月供沒有扣除之前就被征收的，這樣就多征收了個人的收入。這就說明我國的稅制是有問題的，這種稅制不足以把投資性的宏觀經濟結構向消費導向結構轉變，也不足以激勵地方政府調低經濟增長目標的積極性，所以，我們的稅制需要改革。

對話嘉賓

袁鋼明  清華大學世界與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

魯政委  興業(yè)銀行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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