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沒人生娃？這些國家卻迎來“嬰兒潮”，70多歲高齡的助產士都被召回應急

每經編輯 孫志成 易啟江    

疫情以來，大多數發(fā)達國家的新生兒出生數量大幅下降。如在2020年，美國的生育率達到了歷史最低，法國在當年出生的人口數量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最少的。

但世界上有一個角落例外，就是北歐國家，這些國家的人不但在疫情期間繼續(xù)生孩子，甚至還迎來嬰兒潮。

據《國家地理雜志》的數據，2021年第二季度，芬蘭的出生人數增長7%，丹麥和挪威的出生人數分別增長3%和5%，瑞典增加1%。最努力的是冰島，2021年第二季出生人數比正常情況高16.5%，為了迎接明年更高的出生率，現在冰島還在設法提高產科病房的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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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嬰兒潮”擠爆產房

據第一財經，2021年夏天，冰島大量嬰兒出生，醫(yī)護人員嚴重不足。冰島不得不從德國、波蘭，甚至遠到澳大利亞招募助產士，不過人手還是不夠用用，最終只能將已經退休甚至70多歲高齡的助產士召回應急。不過每個月都有那么幾次，因為產科的病床數嚴重不足，醫(yī)生只能將急需生產的婦女推進急診室分娩。

一位母親在為她1歲孩子找白天的托育機構時犯了愁，先后找了28家托兒所，才覓得一個空位。對于未來幼兒園怎么解決，她說：“我不知道，不過我覺得這是所有孩子都要面臨的問題?！?/span>

類似的情況也在芬蘭發(fā)生。奧地利維也納人口研究所的研究員庫博特卡說：“就是從疫情開始后，芬蘭生育率在持續(xù)增長?！?/span>

生活在挪威的華人學者、同樣也是孩子母親的張女士向第一財經表示，對于這一結果，她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在她看來，主要是因為北歐國家有社會福利兜底，疫情并沒有造成太大的不確定性；同時因為疫情導致在家辦公，屬于個人的時間增多，這些都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北歐國家采取大量措施補貼生育

為了鼓勵生育，包括北歐國家在內的不少發(fā)達國家采取了大量措施，政策標配主要包括經濟補貼、稅收優(yōu)惠、假期支持和社會撫育等?！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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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瞭望》周刊，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舸曾撰文，作為生育“優(yōu)等生”的瑞典、丹麥等國的相關政策還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征：　　　

1、政府主導的福利政策體系不僅普惠國民，而且足夠慷慨。

在丹麥、瑞典、挪威等北歐國家的國民福利體系中，具有鼓勵生育作用的家庭福利政策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普惠性來看，無論家庭經濟狀況如何，18歲以下的均可獲得政府補貼；從公共性來看，它們以公立托育機構為主來解決托幼問題；從慷慨度來看，這些國家的家庭福利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始終高于歐洲其他國家。

瑞典、挪威、丹麥等國的政府學前教育補貼不僅涵蓋3~6歲兒童，也包括1~2歲兒童，形成了以公立機構為主，私營機構為輔的托幼體系，最大程度地幫助了母親重返就業(yè)崗位?！?/span>

2、深入人心的中立性別觀念在生育和養(yǎng)育環(huán)節(jié)得到了體現。

北歐的性別平等觀念被認為是其保持穩(wěn)定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挪威是世界上第一個頒布父親配額育兒假的國家，只要父親在孩子出生前的10個月中至少工作6個月，就享有休育兒假的權利，父母共享49~59周的帶薪育兒假，其中10周的父親配額育兒假不可轉讓給母親。

瑞典的父親休育兒假還會得到額外的“性別平等獎勵”。挪威統(tǒng)計局的數據表明，父親使用育兒假的比例持續(xù)上升，照料子女和家務勞動的時間也呈上升趨勢，這與生育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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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推動女性充分就業(yè)為目的來平衡職業(yè)與家庭。

高福利國家的高福利水平是建立在高稅收和充分就業(yè)基礎上的，其家庭政策一直以促進兩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平等為目標。為了促進女性充分就業(yè)，瑞典的生育假不僅有孕期假和帶薪育兒假，12歲以下兒童的父母每年還有120天的臨時育兒假。

其結果是，瑞典、丹麥、挪威等國不僅擁有較高生育率，其母親就業(yè)率在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也處于較高水平。值得一提的是，芬蘭將托幼現金補貼直接給到家庭，而非補貼托幼機構，使得芬蘭母親的就業(yè)率明顯低于瑞典和丹麥?！?/span>

為何韓日鼓勵生育效果不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發(fā)達國家中的日本，韓國也推出了大量鼓勵生育的措施，但這兩國的生育率卻并不像北歐一般出現回升，反而一直在低位運行。

據統(tǒng)計，2018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史上首次跌破“1”，也就是每名育齡女性平均生育孩子不足1名。據推算，2021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已下滑至0.82的歷史新低。

造成韓國“嬰兒荒”的原因復雜多樣，包括教育等養(yǎng)育成本高昂，女性難以兼顧職場和家庭等。疫情暴發(fā)后，持續(xù)高企的房價，再加上青年人失業(yè)率也高，讓不少年輕人推遲了婚期。加上最近一年疫情反反復復，醫(yī)院里的風險居高不下，許多新婚夫婦也出于安全考慮，決定推遲生育計劃。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1970年韓國結婚率為9.2‰，1995年下降到8.7‰，2017年下降到5.2‰。

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2016年韓國勞動者年平均工作時間為2068小時，而英國為1541小時，法國為1522小時，瑞典為1478小時，挪威為1394小時。工作時間過長，不可避免會減少育兒時間。

據新京報，日本鼓勵生育之所以效果不明顯，至少有以下兩個原因：

一是與其他發(fā)達國家相比，日本鼓勵生育的力度遠遠不夠。根據經合組織數據，2017年日本家庭福利開支僅占GDP的1.79%，而法國、瑞典等生育率較高的歐洲國家的家庭福利開支均占GDP的3.4%以上。

二是近幾十年來，日本結婚率不斷下降。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1970年日本結婚率為10‰，1995年下降到6.4‰，2017年下降到4.9‰。日本厚生勞動省“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2017年4月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日本男性“終身未婚率”（到50歲都未結婚的人口比例）在2015年為23.37%，女性為14.06%。該數據比上次2010年調查時上升超過3個百分點，刷新最高紀錄。

值得注意的是，大規(guī)模發(fā)放兒童生活教育補貼、產假津貼等勢必會增加財政支出，可能會加重政府公共支出壓力，以及社?；鸹蚱髽I(yè)的負擔，降低經濟發(fā)展效率。

而延長產假雖然能幫助職業(yè)女性分配更多精力照顧兒童，但過長的產假有可能會進一步導致女性在勞動力市場處于弱勢地位，追求經濟效益的企業(yè)會因此避免使用有生育需求的女性勞動力，這可能反過來又降低了女性結婚和生育的意愿。

所以，鼓勵生育的政策能否起到提升生育率的作用？這一問題的答案目前還存在較大爭議，需審慎對待。

編輯|孫志成 易啟江

校對|段煉

每日經濟新聞綜合第一財經、《瞭望》周刊、新京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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