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專訪美國經濟學家、《灰犀?！纷髡呙仔獱枴や卓耍好恳恢弧昂谔禊Z”背后都有“灰犀?！?

每經記者 宋德萍 丁舟洋 朱鵬    每經編輯 董興生    

試想你站在一片非洲大草原上，不遠處一頭灰犀牛慢悠悠地散步，它身形巨大，你不可能忽視它的存在，可你沒有立刻避開。直到這頭看上去笨重遲緩的猛獸突然向你狂奔而來，要將你撞翻，這時再想躲開卻為時已晚……

美國經濟學家米歇爾·渥克借用灰犀牛這一動物，形容那些顯見但又常被人們忽略的重大風險。2016年，她正式提出“灰犀牛”理論，出乎米歇爾·渥克意料的是，“灰犀牛”在中國大熱，接受程度比歐美更甚。

過度使用金融杠桿、對貸款人糟糕的信用視而不見，十多年前席卷美國和歐洲主要金融市場的次貸危機引發(fā)了持久的震蕩，米歇爾·渥克提筆撰寫“白皮書”，敦促希臘進行債務重組，并最終形成了“灰犀牛”理論。《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出版后，歐美與亞洲對風險概念呈現(xiàn)出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這讓她轉而對做出風險決策背后的人產生研究興趣。她對于應對灰犀牛風險時個體和文化的差異研究，促使第二本著作《灰犀牛：個人、組織如何與風險共舞》的誕生。

米歇爾·渥克曾毫不諱言地批評美國應對灰犀牛的表現(xiàn)。而當她的第二本書交付出版時，美國在應對“新冠疫情”時交出令人擔憂的答卷……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大時代，風險隨處可見，個人、公司、政府決策層應如何與風險共舞？當我們的出身、性格已形成了應對風險的底色后，我們在后天又能做什么以提升自我的風險管理素養(yǎng)？

日前，《灰犀牛：個人、組織如何與風險共舞》在中國熱銷之際，《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獨家專訪了這位著迷于危機預測和風險應對的經濟學者。

米歇爾·渥克 受訪者供圖

所有的投資失敗案例，其實都有預警

更早之前，人們已廣泛認識那只叫“黑天鵝”的風險。而在米歇爾·渥克看來，每一只黑天鵝背后都有灰犀牛，人們把精力花在那些難以預測和概率極低的“黑天鵝事件”的同時，具有明顯警示信號、且會引發(fā)巨大危機的大概率事件——“灰犀牛”，也應引起重視。

NBD：“灰犀牛”現(xiàn)已經成為人們認知和管理風險的重要理論框架，你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背景是什么？

米歇爾·渥克：我的靈感來自于阿根廷和希臘在其面臨主權債務危機時的不同應對方式。兩個國家都看到了明顯的危機，但卻只有一方更及時地采取了行動。我知道這個問題不僅限于主權債務危機，所以我想以一種更共通的邏輯來剖析其中的緣由。

縱觀歷史，人類其實一直在借助動物的故事輔助我們理解世界，所以我選用灰犀牛來解釋。首先是因為犀牛大且危險，還有一個容易辨識的角；灰色則表達了我們誤解一些顯而易見事物的可能性其實大得驚人。在現(xiàn)存的五個犀牛品種中，有兩個品種被命名為“黑犀”和“白犀”，但實際上所有的犀牛都是灰色的。

NBD：你的上一本“灰犀牛”在中國成為暢銷書，你覺得其在中國大受歡迎的原因是什么？

米歇爾·渥克：我問過很多中國讀者關于這本書成功的原因，對我來說最有意義的答案是：“你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討論某些本已存在于我們頭腦中的思考方式。”另外，當我在為寫作第二部“灰犀牛”做調查研究時，我發(fā)現(xiàn)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風險敏感度和偏好差異很大。例如，2017年有一項調查訪問了300位人工智能專家，西方專家預測AI需要74年才能超過人類，而亞洲專家的預測是35年。

我還發(fā)現(xiàn)，當我在中國的時候，中國讀者對我所感興趣的金融風險也同樣感興趣，我們之間的溝通非常好。但當我回到美國后，就感覺像換了個世界，大家只想繼續(xù)做大金融泡沫而不在乎后果。許多美國圖書編輯很相信人可以很好地處理“明顯的危機”，所以他們不明白為什么需要專門用一本書來解釋，但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媒體和讀者似乎憑直覺就能明白我在說什么。

NBD：第二部“灰犀牛”中文版已經在中國出版了，為什么會想要繼續(xù)探討“灰犀牛”？

米歇爾·渥克：過去幾年，我到中國旅行了很多次。有一年夏天我在上海，當時天已經黑了，外邊還下著暴雨，一個年輕人問我要了簽名和合影，然后他對我說：“你的書給我的生活提供了很多幫助。”

我非常感動，也很震驚，因為一直以來我認為自己的專長在政策和商業(yè)領域。自那后我開始關注個人層面的灰犀牛事件，比如事業(yè)轉折、親密關系等。與此同時，我也開始思考這些事件與我之前關注的政策和商業(yè)層面的灰犀牛事件是如何產生關聯(lián)的。

一開始我找不到思路，直到我跟一位投資人朋友聊天，他告訴我所有的投資失敗案例其實都有預警，并且這種預警不關乎商業(yè)模式、產品質量，亦或是經濟大環(huán)境，而是CEO本人在風險決策上的糟糕表現(xiàn)。比如，一個會醉酒駕車、超速駕駛、婚內出軌、家庭暴力的CEO，在商業(yè)上的風險決策是很有可能會出問題的。

應對超級灰犀牛，美國為何令人失望

氣候變化、金融脆弱、不平等，是米歇爾·渥克長期密切關注的三大全球問題，相關的灰犀牛時時刻刻都在發(fā)生。比如，美國財政部長近期表示，美國可能在10月因債務違約引發(fā)歷史性金融危機。而據(jù)報道，盡管8600萬美國人在疫情期間失去了工作，但美國億萬富翁的財富卻在這期間增幅超過60% 。

NBD：在見證了中國被疫情影響的局面及其采取的防疫措施后，新冠疫情對美國而言不再是不可預知的“黑天鵝”，而是大概率風險“灰犀牛”。你怎么評價美國的應對？

米歇爾·渥克：對于新冠病毒（COVID-19），美國最初的反應很糟糕，并且目前的應對仍然存在問題。更糟糕的是，許多美國公民還拒絕負責任地采取防疫措施。美國快速研發(fā)出疫苗這件事值得稱贊，但美國的疫苗接種率遠低于應有水平，因為有些人會出于政治原因拒絕接種疫苗。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與該研究中的其他國家相比，美國民眾在對新冠疫情反應中呈現(xiàn)更兩極化的政治傾向。

除了新冠病毒，美國在金融危機這一超級灰犀牛面前的表現(xiàn)也充分說明，政治功能障礙使美國危險地接近了一場原本完全可以預防的危機。債務上限變成一場政治足球，從而威脅到美國的信用，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這讓我很擔心。政治治理問題、政治兩極分化和部落主義、假消息都使得美國難以應對其面臨的其他嚴峻挑戰(zhàn)。當下問題已經到了無法忽視的地步，有時候事情就是需要惡化到最糟糕的程度才會被重視。

NBD：你怎么看近年來中國在應對“灰犀牛”上的表現(xiàn)？

米歇爾·渥克：中國公開承認其在資金流動性、信貸、影子銀行、保險和房地產泡沫方面存在灰犀牛金融風險，是非常正確的。因為政府經濟部門有必要就其正在努力解決的問題，跟公眾進行公開交流。中國的金融問題尤其復雜，因為它們相互牽連，解決其中一個問題有可能就會引發(fā)副作用，因此每一個決策都需要權衡。但我認為，中國盡早地采取相應的行動是明智的，因為金融泡沫的關鍵就在于決策者一旦將處理時間拉長，需要付出的陣痛代價就越大。

當副作用發(fā)生時，優(yōu)先考慮的應該是如何控制損失并公平地分攤風險。相較于一個資本投機者，一個擁有實體住宅或股票投資組合的所有者應該受到更多的保護，因為那些投機者往往使用大量的杠桿，希望通過賭注輕松獲利。處理金融和經濟風險同樣也意味著要傳遞正確的信息：政府將充分保護人們免受某些風險的影響，使他們能夠自信地從事經濟生產活動，但也不會提供過多的保護以助長道德危機。

你的“風險指紋”，會告訴世界你是誰

中文版《灰犀牛：個人、組織如何與風險共舞》的封面上醒目地站著一只由指紋螺紋繪制的犀牛。這來自于米歇爾·渥克提出的新概念“風險指紋”，當我們做出風險決策時，就告訴了世界“我是誰”。而如果風險應對如指紋一般天生、不可改變，我們又該如何避免自己踩進同一個坑。

NBD：中國有句古話叫“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你覺得個人在面對“灰犀牛”事件時，能夠做出與自身性格不同的決策嗎？

米歇爾·渥克：就像指紋中的拱門、螺紋一樣，你與生俱來的個性是預先確定、無法改變的，它們固然會影響你對風險的決策，但這種與生俱來的個性會與你的后天經歷相互作用，從而創(chuàng)造出新的感覺和行為。也就是說，個人可以通過培養(yǎng)習慣以及改變身處的環(huán)境，從而做出最佳的風險決策。

我經常會被問到有沒有“理想型”風險性格，我會反問，什么樣的風險性格算“理想型”？其實，不同的性格會有不同的適用情景，重點在于你是否選擇了適合你性格的工作和生活。比如有的人喜歡尋求新鮮感，而有的人則安于現(xiàn)狀。我認為，將自己置于一個能做出最匹配自身個性和技能的風險決策的環(huán)境是非常重要的。

NBD：創(chuàng)業(yè)就可能失敗，結婚就可能離婚，個人生活中的所有選擇都有風險。你覺得個人要如何構建預防“灰犀牛”的體系，以面對日常生活中眾多的灰犀牛？

米歇爾·渥克：培養(yǎng)自我意識是關鍵，我們要不斷追尋自己做出選擇背后的原因，獲得對自己的強大洞察力，能幫助我們做出更好的決策。個人可以嘗試養(yǎng)成一些習慣，比如經常問自己，在自己的事業(yè)和人際關系中最大的灰犀牛是什么，然后評估自己應對得如何，同時思考還可以做出哪些調整從而應對得更好。

我們需要定期主動了解有關自己生活中的灰犀牛知識，同時咨詢和你意見不同且可靠的人。當你了解得越多，你的防御系統(tǒng)才會構建得越好，你也就越有可能以最正確的方式去應對灰犀牛。

NBD：個體要具備防范灰犀牛的意識與能力，離不開一個良好的公共教育環(huán)境。你覺得應當如何提高公眾的風險素養(yǎng)？

米歇爾·渥克：我們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風險管理是我們每個人在生活中都需要學習的一項技能。風險素養(yǎng)的培養(yǎng)也應該是全面的，包括個體以及情感，同時需要認識到主觀和客觀風險之間的差異。

我小時候經常做戶外冒險活動，但現(xiàn)在的孩子幾乎很少去做，實際上這種人為制造的挑戰(zhàn)體驗對于兒童培育風險素養(yǎng)很有幫助。此外，要鼓勵發(fā)展創(chuàng)造力和批判思維，這些都和風險素養(yǎng)相互關聯(lián)。

中文版《灰犀牛：個人、組織如何與風險共舞》封面 APP截圖

老齡化問題代表著真實的“灰犀牛”

經濟學是人們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越來越多的研究發(fā)現(xiàn)，經濟學不僅是一串冷冰冰的數(shù)字，經濟決策不是憑空發(fā)生的，對人類行為的研究為經濟學家提供了“解題思路”。在米歇爾·渥克看來，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學科的全面融合，對全面了解世界和應對挑戰(zhàn)至關重要。

NBD：你如何看待個人或組織在感知到灰犀牛后，依舊沒有進行有效應對的現(xiàn)象？

米歇爾·渥克：人在面對灰犀牛后仍無所作為的原因，通常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不具備改變結果的能力，亦或是他們覺得那是別人的責任。這是非常危險的，特別是在疫情肆虐的當下，每個人都要盡其所能地去執(zhí)行防疫措施，比如戴口罩和接種疫苗，并且督促身邊的人也這樣做。在風險溝通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讓人們知道具備做一些簡單有效的事情的能力，同時還可以達到改變現(xiàn)狀的效果。

NBD：目前全球范圍內的老齡化問題越來越嚴重。高房價、高養(yǎng)育成本等問題讓已到生育年齡的人倍感壓力，你覺得從決策者層面，應如何更好地鼓勵生育？

米歇爾·渥克：老齡化問題代表了一些非常真實的“灰犀牛”。鼓勵人們生育更多的孩子，可能有助于改善年輕人與老年人的比例，但隨后需要面臨的是年輕人的就業(yè)問題，以及地球資源如何支撐這么多人生活的問題。

所以這需要其他的解決方案。例如，我們的經濟結構是否可以使老年人從技術變革帶來的生產力提高中獲得相應的生活支持？政策制定者能否提高人均 GDP 而不僅是 GDP 總量？我們是否可以通過應用新技術和改變生活方式，使每個人對地球的影響變得更??？

NBD：是什么促使你走上經濟學研究的道路，并且專注于“風險”研究？

米歇爾·渥克：1980年代，我在高中時代閱讀了有關發(fā)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文章，那是我第一次對經濟學產生興趣。大學畢業(yè)后，我住在多米尼加共和國，我被當?shù)刎毟F的經濟現(xiàn)狀震驚到了。所以，我在1991年進入哥倫比亞大學讀碩士，開始學習大量政治經濟學和金融學課程。

我的家庭對于我關注“風險”議題有很大的影響。我的母親和父親都成長于充滿不確定性的環(huán)境，但是他們的父母對于不確定性的應對又很不一樣。我父親的父母通過努力創(chuàng)造了一個非常安穩(wěn)有序的生活，來抵消曾經的不確定性，包括他們在去世之前給自己的葬禮制定了極其詳細的計劃。但我母親的媽媽對于同樣的事就沒有什么應對，這使得她的孩子在她去世后處理相關事宜很棘手。

所以我懷疑，這就是我癡迷風險應對的原因。

記/者/手/記

提升個人風險管理現(xiàn)在一切都來得及

被金融界、決策層頻繁使用的“灰犀牛”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個人生活中的風險管理，是“灰犀牛”提出者米歇爾·渥克研究的最新課題。

看到她提出“風險指紋”的時候，我突然想起“原生家庭”理論，一個人的性格、應對風險的路徑，在我們還是孩子時就已打下烙印。這些烙印存在于我們懵懂的記憶中，清晰地提醒我們人生的來處。

然而，迷信最近大熱的“原生家庭決定論”卻大可不必，原生家庭有影響，但不是決定因素。心理學家、生物學家、社會學家都用各種研究分析論證，“過去影響未來，但不能決定未來”。后天讀過的書、走過的路、見過的人、經過的事、悟過的道都將共同塑造未來的你。

自我認識、自我接納、自我提升，這也是米歇爾·渥克對個人風險管理的精要。往事不可挽，來者猶可追。無論是提升自己的風險管理意識，還是成為更好的自己，從現(xiàn)在、從當下，一切都來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