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辭職卻不好開口？日本興起代理辭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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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代為傳達辭職想法的代理辭職服務正在擴大。人才中介公司和律師事務所也加入進來，服務內容變得豐富多樣。這類服務最低約3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850元)起，盡管價格不菲，但仍不斷有人使用這一服務。這也折射出人力短缺、黑心企業(yè)等日本勞動市場的問題。

辭職時不用見上司

據《日本經濟新聞》2月12日報道，日本大型辭職代理服務公司EXIT的聯合代表岡崎雄一郎表示，“每個月會接到約300件委托”。EXIT于2017年5月開始提供服務。該公司在委托人和工作單位之間，承擔從接受委托到最終辭職期間需要進行的事務處理的聯絡事宜。委托人通過聊天軟件LINE或電子郵件委托該公司代理。

EXIT等辭職代理公司的主要服務就是向委托人的公司傳遞辭職的想法。首先向委托人詢問其公司人事負責人的姓名和聯系方式，再代替本人通過打電話等方式告知辭職意愿。代理公司代為傳達辭職想法后，由委托人向公司郵寄辭職報告。EXIT聯合代表新野俊幸表示，“一次都不用去公司，無需和上司、同事見面就可以辭職”。

關于公司宿舍的退宿手續(xù)及獲取帶薪假、退職金等各種手續(xù)，代理公司會作為公司和委托人的中間人，負責傳達雙方的訴求。在辭職之前，可通過電子郵件等無限制地與EXIT聯系。

人手短缺而難以開口提辭職

辭職服務的收費標準為正式員工5萬日元(約合人民幣3080元)，非正式工3萬日元。EXIT之所以推出這項服務，是因為“在日本企業(yè)里，至今仍有許多人對辭職和跳槽抱著不好的印象”(新野)。新野本人有過三次跳槽經歷，實際上在從公司辭職時，上司和人事負責人都會為了挽留員工而進行談話，有時會說出不近人情的話。新野表示，“不必遭受這種痛苦就能辭職，5萬日元的費用不算貴”。

日本總務省的勞動力調查顯示，2017年約820萬人有跳槽想法，實際跳槽者只有約270萬。從國際上來看，日本的人員流動性差，根據日本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編寫的《數據手冊國際勞動比較2018》，日本工齡在10年以上的員工所占比例為44.5%，比美國高出15個百分點。

使用辭職代理服務的大多是保育、護理、服務業(yè)等人手顯著短缺的崗位。東京一家代理公司表示，這些辭職者“對工作內容本身沒有什么不滿，但為勞動時間和人際關系而煩惱的情況較多”。和大企業(yè)相比，中小企業(yè)中使用這一服務的人較多。據悉，由于人手短缺、工作環(huán)境惡化但難以開口提辭職，或者受到強烈挽留而前來咨詢的情況較多。

此外，人才中介公司也著眼于辭職后換工作的情況，開始提供代理服務。東京的UZU公司Z以往屆生為中心進行人才中介，從2018年12月開始了辭職援助服務“Restart”，免費提供咨詢，為有意向者介紹辭職代理公司。即使客戶不使用代理公司服務，該公司也會為其提供辭職咨詢。

UZUZ曾在2018年10月底到12月提供過辭職代理服務。該公司專務董事川畑翔太郎表示，“我們發(fā)現半數以上的用戶工齡不到半年，不了解辭職程序，于是很多人干脆委托給代理公司”。

隨著辭職代理公司知名度提高，輕松前來使用服務的人不斷增加，考慮到這點，UZUZ將服務方式改成了像現在這樣詢問過之后為客戶介紹外部公司，或協助其自行辦理辭職手續(xù)。如果客戶想換工作，可通過該公司開始跳槽活動。川畑表示，“使用代理公司盡管輕松一些，但印象不好。考慮到今后的職業(yè)生涯，最好是自己辦理手續(xù)”。

EXIT也從2018年12月開始了一項服務，在通過其合作的人才中介公司換工作時，退還所收取的辭職代理費。

辭職服務存在法律風險

最近一年左右，日本的辭職代理公司迅速增加。但除了律師外，其他人員或企業(yè)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代為與公司針對條件等進行交涉屬于“非辯行為”，為日本的法律所禁止，因此代理公司所能做的就是替準備辭職的人員“傳話”。日本世紀法律事務所的律師小澤亞季子指出，這種服務“存在法律風險，僅僅是傳話就收取幾萬日元，費用過高”。代理公司則表示“使用代理服務后被提起訴訟的情況幾乎沒發(fā)生過”。不過，小澤也透露“聽說過在原公司表示要走法律程序后，就聯系上不代理公司的情況”。

小澤從2018年8月開始從事辭職代理業(yè)務。除向公司提交辭職報告外，還進行帶薪假和退職金的談判。在公司方面表示要進行索賠等采取法律手段時也進行應對處理。收費6.5萬日元(約合人民幣4005元)。索要職權騷擾的賠償金、加班費等的費用為1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6165元)基礎費用加上成功報酬的20%，但小澤表示“一般都是無論如何想趕緊辭職的人前來咨詢，很少有人使用非必選的服務”。

來源：環(huán)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