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雨露談中央銀行的研究進展和中國實踐：對于危機的反思仍在繼續(xù)

每經記者 張壽林    每經編輯 陳星    

圖片來源：攝圖網

12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出席2018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并發(fā)表題目為《四十年來中央銀行的研究進展和中國的實踐》的演講。    

他表示，過去40年，全球經濟經歷了“大通脹-大緩和-大衰退”的周期考驗。作為全球最大的新興加轉軌經濟體的中央銀行，我們面臨的現實約束條件更加復雜。

世界經濟一直存在10年左右的周期波動

“實證表明，世界經濟一直存在大致10年左右的周期波動。”因此，陳雨露按照“十年”為一個時間標準，分四個階段回顧全球中央銀行研究的進展和中國的突破。

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的“大通脹”時期。為了馴服“通脹野馬”，現代貨幣數量論達到了巔峰，發(fā)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紛紛從相機抉擇轉向按規(guī)則行事的貨幣數量目標制。

陳雨露說，以貨幣數量論為理論基礎的貨幣數量目標制，能夠為中央銀行提供一個穩(wěn)定的名義錨。根據貨幣長期中性判斷以及貨幣和物價水平長期穩(wěn)定關系而確定的貨幣數量，相當于一個可置信的貨幣規(guī)則。所以，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國中央銀行逐漸接受了固定貨幣數量規(guī)則，轉向貨幣數量目標制。

人民銀行1978年從財政部獨立出來，正式履行央行職能。1980年7月人民銀行向國務院提交了《關于銀行改革匯報提綱》。此后，配合經濟體制改革，我國果斷推進金融體制改革，逐步建立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取得了初步成效。

第二個十年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大緩和”時代的頭十年，“單一目標、單一工具”貨幣政策框架逐步確立，以獨立性和通脹目標制為典型特征的“第二次中央銀行革命”在這一時期漸次展開。

陳雨露說，從這一時期開始，主要發(fā)達國家進入長達二十多年之久的較高增長和穩(wěn)定通脹的“大緩和”時代，貨幣經濟理論的進展對此功不可沒。

隨著利率市場化和金融創(chuàng)新的迅猛發(fā)展，貨幣數量的可測性、可控性及其與產出、物價等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相關性也越來越差。因而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主要經濟體中央銀行逐漸放棄了貨幣數量目標并轉向以利率為主的價格調控模式。

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

第三個十年是從20世紀90年代末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的“大緩和”時代后十年，關于金融自由化的研究成為主流，也導致了全球范圍內的監(jiān)管放松。

陳雨露說，由于傳統(tǒng)宏觀經濟理論模型并不將金融摩擦作為經濟周期波動的主要因素，因而出現了將貨幣政策與金融穩(wěn)定政策分置的策略傾向。

同時，由于“大緩和”時代低通脹特征，使得很多學者將此歸結于市場的自我調節(jié)能力，并在政策上導致了進一步的監(jiān)管放松，甚至出現了“最少的監(jiān)管就是最好的監(jiān)管”的觀點。

這一時期，新興經濟體反而吸取了19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在研究領域高度重視貨幣錯配的“原罪”問題，加大了資本管制、公司治理、銀行改革和最優(yōu)貨幣政策等問題的研究，逐步克服“匯率浮動恐懼癥”并采取了更為靈活的匯率安排，開展了大量宏觀審慎政策的有益探索。

第四個十年是從2008年之后的“大衰退”時期，對于危機的反思仍在繼續(xù)。

陳雨露說，這十年來，人民銀行的研究與本輪危機之后全球央行的反思是一致的，尤其關于宏觀審慎政策與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防范的研究，在全球范圍內也走在了主流理論研究的第一方陣。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已經被寫入十九大報告，中國在這一領域實際上是下了先手棋。

陳雨露還指出，當前，我國在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方面，在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方面，再次面臨著兩大長久存在的融資體系結構性矛盾的阻礙。一方面是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占比較低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小微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的融資狀況與其在國民經濟當中的占比不盡匹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