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政策風險和利率匯率風險是2017年主要風險

2月20日消息，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在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CMRC中國經濟觀察”第48次季度報告會上表示，2017年的世界經濟，一是基本面低迷，二是特朗普新政產生一系列對基本面的沖擊，市場情緒開始發(fā)生變化。但也出現了拐點，包括利率拐點，也包括宏觀政策拐點、政治格局拐點。他認為，政策風險和利率匯率風險是2017年主要的風險，金融市場波動加大是必然的。

“現在全球經濟面臨著宏觀外部環(huán)境，是一個低位的均衡狀態(tài)。不是危機，但它很低。我稱之為低增長，所以如果往前看的話，稱之為低增長，低通貨膨脹，低利率，低投資，低貿易，低資本流動，低油價”。朱民說。

對于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朱民認為，理解危機很重要，“因為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這個影響其實超過了我們的想象”。“危機把全球GDP的水平硬給壓到了一個低的水平，這就是形成今天全球經濟低位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不是危機，但把整個水平壓下來了，理解這個非常重要。因為這個危機，對整個資源的再配置，對生產力的破壞性是很大的”。

朱民表示，危機以后潛在的經濟增長速度下跌非常快。2015年到2020年，新興國家繼續(xù)下降，發(fā)達國家仍然在低位，全球的潛在投資的增長速度在放慢，整個投資在下降。因為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也在下降。“危機對全球經濟有兩個影響，一個是壓到了低的水平面，第二個是動態(tài)方面把增長的速度降下來了，這是根本的結構性變化”。

但是，特朗普的上臺，增加了一個變數。“其實他主要的影響，是改變了關于經濟走勢的故事，這個很重要”。朱民認為，特朗普經濟政策的整體目標是吸引國際資本流入，增加國內投資，提升出口，增加就業(yè)和工資，提升長期競爭力，達到年度經濟增長3.5%到4%。

朱民表示，雖然特朗普說的有道理，但“這是幾乎不可能的野心”，“這個政策好，問題在什么地方呢？他說了很多事，其實也反映了美國的實際需要，但沒有人知道怎么做，這是第一個問題。他沒有細節(jié)，他沒有團隊。第二個，他所有的政策要做的話，組合政策的協調一致是非常困難的，技術上不是那么容易。政府上也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他認為，雖然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實施起來困難重重，但已經引起了市場的反映，改變了市場的預期。第一個比較重要的變化是，“市場在特朗普以前一直對美聯儲的利息預期在比較低的水平，一直認為美聯儲不會強勁加息。這很重要，因為市場的預期利率水平決定了全球資產配置的基準率。在特朗普之前，美聯儲一直說加息，從2015年加了一次，一直不動，一直是美聯儲的加息預期向市場的預期靠攏。在特朗普之后，現在市場的預期可能向美聯儲的曲線靠攏。這根曲線變化，整個市場就全部變了。這個差距我們就稱之為風險溢價”。

市場預期第二個比較大的變化就是美元走向，“八十年代美元走強是第一個高峰，九十年代是第二個高峰，現在是第三個高峰。從特朗普當選到現在美元走強已經7.2個百分點，現在還沒有回落，會繼續(xù)走強，這是因為財政刺激政策和貨幣政策加起來，一定會推動美元走強”。

朱民總結了2017年面臨的幾大拐點：

首先是貨幣政策的背離。美國利率開始走強，日本零利率，歐洲是負利率，貨幣政策匯率的變化繼續(xù)分化。與此同時，美元走強，英鎊在跌，日元在跌，包括印度、巴西、俄羅斯等等貨幣都在下跌，貨幣政策的波動不可避免，是今年乃至未來一兩年主要的波動。

更有趣的是第二個拐點，利率水平變化的拐點。利率水平開始上升，是一個很重要的變化。特朗普之前所有的討論是利率為零能維持多久，特朗普之后所有的討論是利率會上升到什么水平。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金融市場的沖擊和含義。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變化。

與此同時，美國十年期的債權，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逐漸下跌，今年開始跌到1%以下，特朗普上臺以后上升到2.2%左右。通貨膨脹的水平開始激增，通貨緊縮開始向通貨膨脹發(fā)展，因為財政政策的赤字作用。

“很多人一見面就問我，今年美聯儲會加幾次息，兩次還是三次？我說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美聯儲已經進入加息的上升通道，利率只會往上走，不會往下走，這決定了所有債券市場的價格，這個最關鍵”，朱民說。

與此同時，收入分配在一個很惡化的階段，中等收入的占整個收入的比重急劇下跌，收入分配的影響最終促使民粹主義急劇上升。整個社會的政治格局變了。因為民粹主義的興起，國內政治變成一個主要的政治不確定因素，進一步演變成國與國之間的政治不確定性。這是一個巨大的全球政治格局的變化和拐點。

最后，朱民的結論是，2017年全球經濟運行是低位的。美國經濟金融走勢是全球最大的不確定性。“所以政策風險和利率匯率風險是2017年主要的風險，金融市場波動加大，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