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政府之手應在市場失靈時才介入

每經編輯 每經記者 李彪 發(fā)自北京    

每經記者 李彪 發(fā)自北京

十八屆四中全會閉幕，確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

“依法治國”是一個老而不舊的話題，早在1997年，黨的十五大就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國”的重大戰(zhàn)略任務，此次將“依法治國”作為主要討論議題，彰顯了黨中央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心。

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積極推進依法治國，有利于進一步劃清市場自由和政府干預之間的關系，在有序的前提下，極大地釋放市場經濟的活力。“管與不管，管多管少”將成為新的關注話題，為此，《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訪了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

需明確政府責權邊界

NBD：十八屆四中全會主要議程是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與以往提及的依法治國相比，它的意義在哪？

馬懷德：法治的核心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使之得到一體遵行。法律得不到實施，不僅損害法治權威,也無法實現(xiàn)法治目的。

自十八大以來，建立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核心議題。然而，當前法律實施過程中還存在不少問題,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現(xiàn)象還比較普遍。法治的權威尚未樹立，立法階段還存在“部門立法”，執(zhí)法機構權責不清，法律實施的評價考核制度缺失，各類監(jiān)督尚未發(fā)揮應有作用等問題存在，都影響了法律的執(zhí)行，難以形成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立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正是抓住了法治的核心問題，并加以落實和解決。

NBD：依法治國，應該如何劃分法制框架下的政府責權邊界問題呢？

馬懷德：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是推動簡政放權、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過程中重點強調的內容。

當前，政府主要承擔的職能是經濟調節(jié)、市場監(jiān)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等，尤其是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應該成為政府最主要的職能。

在經濟調節(jié)方面，應該奉行一個原則，“政府之手”只在市場失靈或者是市場不能發(fā)揮應有作用的時候，才能夠用行政的方式去介入。

此外，對市場主體而言，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做，對政府而言，凡是法律沒有授權的都不可為，這就是界定市場和政府邊界的主要原則。

依法治國關鍵是依法治權

NBD：在依法治國框架下，該怎樣進行政府職能的轉變？

馬懷德：關于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需要進一步梳理政府的職能權限，對于不適應的，或者是已經落后的、過時的、阻礙經濟發(fā)展的政府職能，要逐一進行清理和劃界，進行取消、下放、調整，或者根據(jù)情況，還給市場、社會組織。

NBD：現(xiàn)在的行政許可和審批還有多少？是否依然過多?主要集中在哪些領域？

馬懷德：現(xiàn)在的行政審批情況，按照此前國務院披露的數(shù)字應該有1000多項，這些都屬于在中央的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以及國務院決定所設立的行政審批范圍內的許可事項。本屆政府已經砍掉了630多項。

我們不能單純地以數(shù)量多少來認定行政審批的合理性、正當性，而是要根據(jù)實踐中市場主體和社會的感受來判定。市場主體感覺到某些領域審批許可還是較多，比如建設、城市規(guī)劃、土地利用等領域。

某個領域中行政許可和審批的多少不能僅看數(shù)字，比如說，有時候一個許可也可以阻礙整個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和市場的活力，有些情況下，即使有十個許可也未必能妨礙市場活力。

NBD：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是否有必要要用行政許可的方式？

馬懷德：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如果社會組織、中介機構能解決，就讓社會組織中介機構去解決，如果是事后監(jiān)督能解決，就讓事后監(jiān)督去解決，如果這些方式都解決不了，迫切需要政府出手解決的，才能利用行政許可的方式。政府之手只有在市場失靈的時候才能介入。

NBD：對于推進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依法治國，你有什么想法和建議？

馬懷德：依法治國關鍵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權，要把公權力主體約束好、規(guī)范好，激發(fā)市場主體的活力，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決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