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大理，他們生活得怎么樣？

每經記者 程曉玲    每經編輯 楊歡

圖片來源：新華網

“東方日內瓦”“風花雪月城”“文獻名邦”“五朵金花的故鄉(xiāng)”……大理的別稱有很多，最近的一個，是“有風的地方”。

今年以來，隨著電視劇《去有風的地方》熱播，大理旅游持續(xù)升溫，“跟著許紅豆吃大理鮮花餅”“總要去一趟有風的地方”等相關話題席卷各大社交平臺。

而當不少游客將“有風的地方”作為心心念念的“打卡地”時，另一些人已經在這里扎下了根。

2004年，黃菊因畢業(yè)旅行來到神往已久的大理。十年后，她頻頻踏上這片樂土，走入蒼山、古城、喜洲、銀橋、雙廊等地，陸續(xù)采訪了幾十位生活在這里的人的“大理故事”。最終寫成了這本集結了14位大理新移民訪談錄的《仿佛若有光：大理訪談錄》。

《仿佛若有光：大理訪談錄》黃菊著；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20.5

在大理種田的日本人遼太郎；把幼兒園和小學建在蒼山腳下和田間壩子上的教育革新者陳鋼夫婦；在高山上建客棧、用中式食材做西餐料理的麗萍……14位訪談者中，有作家、有畫家、有隱士、有電影人、有新農人、有建筑師等。

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新大理人”為什么而來？他們又給這座西南小城帶來了怎樣的改變？

如書中所言，“他們的回憶將我們帶回大理的古典時期，并以他們的生命實踐，引領了大理的先鋒時期，那時常覺得大理有神光籠罩，而今帶著復雜的心情，我們一起目睹它步入時代的洪流。”

逆城市化下的新移民

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電影《五朵金花》到金庸、瓊瑤、安妮寶貝筆下的避世桃源，從嬉皮士和背包客的“天堂”到現代大都市的“后花園”……這座被“風花雪月”圍繞的城市，一次又一次被標注在文藝作品中，成為無數人心中的詩和遠方。

難得的是，本書向我們展現了許多人不曾親歷的、成為網紅打卡地之前的大理，以及當時生活在大理的新移民的故事，并以此映照大理的成長與變幻。

作為訪談者之一的藝術家葉永青曾表示：曾經的“嬉皮士”已經離開，但大理依然是一個罕見的地方，它出現了所謂的“逆城市化”現象，不同的人群因為各種原因從世界各地聚集到大理，這些“移民”不是工作和現實就業(yè)帶來的，而是跟生活方式有關，跟文化有關，跟興趣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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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可以從書中更多訪談者的經歷得到印證——

1998年，導演張楊從北京來到大理，先是旅居，然后長住。在往后的多年里，大理成為他重要的創(chuàng)作地，在這里創(chuàng)作了《洗澡》《飛越老人院》《落葉歸根》《向日葵》等電影的劇本，還有市場反響熱烈的《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

作為清華大學、哈佛大學建筑學碩士的趙揚，2012年將其工作室遷往大理，致力于探索建筑實踐在轉型期的中國鄉(xiāng)村和城鎮(zhèn)的嶄新可能性，并在云南和江南地區(qū)的一系列項目中探尋中國建筑學的人文自然傳統(tǒng)；

浙江溫州人牙刷，作為騎行愛好者，卻在騎行途中喜歡上植物，并進階為植物高手。2012年，他在騎行途中路過大理，一見傾心，并于2016年開始遷居大理，像高精度的“掃描儀”一樣，從東坡到西坡，從山麓到山頂，在蒼山上摸爬滾打四百余趟，寫了蒼山八百余種植物；

日本千葉縣人遼太郎，曾一直以音樂演出的方式在世界各地旅行。2011年旅行至大理停了下來，陸續(xù)在才村、銀橋等多個村子里租地耕種，實踐自然農法，并于此間結婚，有了三個孩子。

書中14位主人公，就像來自世界各地的“探索者”，在這里探索著有關文學、藝術、建筑乃至生活本身的另一種可能。

社區(qū)里的教育試驗

為什么是大理？

在游歷世界后，舉家搬遷到這個西南邊陲小城的作家許崧給出的回答是：全國只有一個社區(qū)，就在大理。

2010年偶然來到大理后，促使許崧決定住下來的唯一原因，就是“人”——不僅短短半年就認識了半城的人，而且“這里人相處的方式，別處沒有”。

在他看來，大理社區(qū)既不同于網上的社區(qū)，也區(qū)別于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

“以前的社區(qū)形態(tài)，一群人生活在一起，往往生活形態(tài)、生活背景和文化水準都很相似。而大理的新‘移民’來自五湖四海，以前干什么的都有，它的多樣性是傳統(tǒng)社區(qū)無法相比的。”

比如，每晚飯后遛彎兒的地方，是古城里最熱鬧最文藝的人民路，街上大多都是熟面孔。再比如，一場音樂演出把“街坊”們都請了來，“門票”就是在手上蓋個戳，回頭吃完飯看看戳再進去，那種信任體系是城市里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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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源不斷的新移民被大理吸引、定居的同時，亦逐漸形成并豐富著社區(qū)這一新生事物。

教育也是社區(qū)里很重要的一環(huán)。在作者看來，第二代的教育，正是檢驗新移民豐富生活是否真的可靠的一個關鍵點。

有這么多人來到這里，他們的下一代都要面臨教育的問題，怎么解決？

“人是和環(huán)境互動的，我們因為環(huán)境的不同做出不同的反應。”許崧表示，在大理這樣的多樣化環(huán)境里，大家過著自己喜歡的生活，碰到教育的問題，又沒有現成解決方案，才開始親自動手嘗試新教育。

于是，這些“新大理人”陸續(xù)開啟各種教育試驗。

貓貓果兒正是其中之一。于2011開始籌建的貓貓果兒，分為幼兒園和小學兩部分。幼兒園在蒼山腳下，學校內有溪水、菜地，孩子不是按照年級，而是按照興趣來組成小組，沒有固定的教室，也沒有固定的課程。小學在大理壩子上，有更開闊的草地、球場，各種玩耍的空間，作者第一次去時留下的印象是：感覺走完整個校園都沒發(fā)現教室……

事實上，近年來，如華德福、瑞吉歐、蒙特梭利等各種教育理念和流派在大理興起，包括貓貓果兒在內的一批探索新教育模式的學校陸續(xù)涌現，其共通之處在于：告別應試教育。

“在這個時代，我們正好站在一個節(jié)骨眼上，已有的傳統(tǒng)教育形態(tài)可能很快被推翻，也許不是revolution（革命），而是evolution（進化）。”在許崧看來，教育的新樣本，可能就在大理。

社區(qū)的“危機”與延續(xù)

時代的洪流滾滾向前，與源源不斷的“人”一同被吸引而來的，還有越來越多的資本和投資者。

隨著大理日漸成為網紅“寶地”，變化隨之而來。對此，書中多位訪談者也都是親歷者。

似乎在很短的時間內，大理經歷了很多變化，房租、房價上漲，人民路上的街坊們也都換了面孔，一些老朋友陸續(xù)離開，許崧也從古城的院子里搬到了“蒼山小院”樓盤的小區(qū)房里，上山了。

這也是不少新移民的活動范圍軌跡變化。1998年初到大理時，導演張楊曾在古城一帶活動。十年后，他搬去雙廊一段時間，后又重新回到古城。只是當古城被游客“填充”時，他的主要活動范圍換到了山上。

除了上山，還有一些人去了更遠的銀橋村，或是洱海邊的其他村子。而當人和公共空間四散開來，原先的“社區(qū)”也自然而然發(fā)生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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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崧的觀念里，“社區(qū)”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具有凝聚力的公共空間。

例如，在古城時，他常去一家叫“海盜酒堡”的小酒館，并不喝酒，只是和街坊們聚眾曬太陽聊天。上山后，忽然沒有了這樣的空間，這讓他一度認為出現了“社區(qū)危機”。

好在不久后，海盜酒堡也上了山，就在弘圣路上，和小區(qū)“山水間”面朝蒼山的門口同一海拔、同一條路。就是在這里訪談期間，作者見到了這樣的場景：

“那些也從山下搬到山上來的老街坊不時來訪，巴掌大的酒堡忽然變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每一刻鐘都有一股新的溪流匯入，每次匯入，都要和先前匯入的溪流寒暄、打鬧一陣。漸漸地，周圍人聲鼎沸……話題不時從這一桌串到那一桌，從室內串到街邊。”

書中提到，以海盜酒堡為中心，弘圣路上陸續(xù)出現了多個新的“公共空間”，餐廳、咖啡館、民謠演出場所等等，這里似乎正在變成另一條人民路，就像更早時期的“洋人街”。

在許崧看來，這是大理社區(qū)的延續(xù)，也是人的關系的延續(xù)，只是“換了一片土壤”。

后來，另一些新樓盤也陸續(xù)出現，“等到連接它們的路打通，聚會的頻率和密度又會開始變化。”許崧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