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南京的氣質很北方？

每經記者 楊歡    每經編輯 劉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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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江南”嗎？在來過南京旅游之后，很多游客發(fā)現(xiàn)真正的南京似乎跟他們想象中的“江南”差別很大——無論是從語言、文化、習俗上來看，南京都似乎沒有那么“江南”，反倒更有幾分北方城市的氣質。

薛冰是浙江紹興人，定居南京已經七十余年，為南京寫下了數(shù)十部相關書籍。《家住六朝煙水間》是薛冰系統(tǒng)書寫南京城市文化的第一本書，初版于2000年，今年這本書迎來第四次再版。

《家住六朝煙水間》，薛冰 著，后浪｜北京聯(lián)合出版社，2022年7月

薛冰自言，前人關于南京的歷史與文化已經有過很多紀錄，而他的優(yōu)勢則在于生活在南京的這數(shù)十年，無意間成為了南京在20世紀后半葉發(fā)展變化的見證人。

在他看來，這半個世紀南京了發(fā)生翻天覆地的巨變，尤其是最后十年，南京從一個古風猶存的歷史文化名城，急劇蛻變成了一個失去個性的所謂現(xiàn)代化大都市。

或許是因為在南京生活得太久，出于“自家人”的愛之深責之切，薛冰在序中提到，自己總覺不出南京的好，當然也絕不是說南京不好，只是覺得南京這樣的城市，完全可以保存和建設得比現(xiàn)狀更好；弄成現(xiàn)在這模樣，遺憾和痛惜的地方未免太多。

歷史中的南京經歷了多次涅槃重生。根據(jù)英國漢學家魏根深《中國歷史研究手冊》的統(tǒng)計，截止到1600年，中國史上發(fā)生過30次以上戰(zhàn)斗的地方大多是國都與戰(zhàn)略性城鎮(zhèn)，其中南京以106次排在第一，遙遙領先于第二、三位的洛陽（70次）和長安（52次）。

時間造就了空間，夫子廟、秦淮河、總統(tǒng)府、老門東、中山陵……書中講述著這些歷史地標，回顧這座城市經歷的種種。當然，現(xiàn)代的南京與舊時不同，新的移民、新的產業(yè)和新的文化和古都的歷史糾纏在一起，恰恰讓南京有了更為獨特的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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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川流而過，將江蘇一分為二，因此當人們說起江蘇城市時，會習慣性地歸類為“蘇南”或者“蘇北”，但有一座城市“例外”，那就是省會南京。如果你問南京人，南京到底是“蘇南”還是“蘇北”，他們可能會說，哪都不是，南京就是南京。

這種南北的爭議不僅僅局限于江蘇省內。歷史上，南京的地理位置被稱為“吳頭楚尾”，也就是說，對于吳越文化和荊楚文化，它都處于邊緣地帶，又必然會受到兩種文化的雙重影響。

在長江被視為天塹的漫長歲月中，緊鄰長江的南京又始終處于南北文化的交匯點上。由此薛冰道出了一個令南京人尷尬的事實——

南方人（包括處于同一緯度的上海人，以至近在咫尺的蘇州人）都視南京人為北方人，而北方人則視南京人為南方人；南京人是自視為南方人的，但這就站到了北方人的立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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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北方特質”中，最明顯當屬方言。如果你是北方人，可能會常常在標榜為“南京話”的方言詞匯里看到熟悉的北方表達，比如“毛辣子”（毛毛蟲）、“腦門”（額頭）等；比起其它江浙城市，在南京旅行，聽懂方言也更容易些。

按照我國“七大方言”區(qū)：北方方言、吳方言、贛方言、湘方言、粵方言、閩方言、客家方言的劃分，南京是被官方劃分到了北方方言區(qū)，而非人們第一反應中的吳方言區(qū)。

實際上，在六朝以前，南京地區(qū)是一直通行吳地方言的。西晉東晉之交，北方戰(zhàn)亂頻仍，大批中原士族衣冠南渡，他們從北方帶來的雅言，逐漸和南京本地居民的吳語融合，成為金陵雅音。明朝建都南京后，由金陵雅音演化而來的南京官話，逐漸成為全國流行的標準官話。

大規(guī)模移民不僅直接影響到南京城市人口構成的變化，而且將中原地區(qū)先進的農業(yè)技術傳入江南，使南京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產生一個飛躍。

薛冰在書中指出，這對于城市發(fā)展的影響更為重要——不只是城市最明顯的文化表征，言因之而改變；中原地區(qū)的風俗時尚，也大量摻入甚或取代南京地區(qū)的原有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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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南京人對于這座城市形象的詮釋，最常用到的有兩個概念，一個屬于時間范疇，就是“六朝古都”，一個屬于空間范疇，就是“秦淮文化”。六朝時期，秦淮河沿岸已經是南京最繁盛的地區(qū)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六朝”與“秦淮”兩個概念可以達到某種統(tǒng)一。

然而據(jù)薛冰了解，六朝時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早在隋唐時已被夷為平地，至于夫子廟一帶的秦淮河畔，六朝時只不過是民間商業(yè)區(qū)和權貴的別墅區(qū)，現(xiàn)在可見的面貌基本上形成于明清時期．所以這兩個概念的統(tǒng)一又是不徹底的。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楊歡 攝

也因此，20世紀80年代以來，南京當?shù)夭恢挂淮尉蹠杏懩暇┪幕娬f紛紜，最終卻連“南京人”的概念都沒有能統(tǒng)一。作為中國四大古都之一，這樣一座歷史文化名城為何卻沒能形成一個鮮明的文化特征？

在薛冰看來，其實城市文化特征和歷史悠久之間并無必然聯(lián)系，一些歷史相當短暫的城市和地區(qū)，文化特征卻十分鮮明，例如上海、例如香港，建城不過一二百年的時間，卻讓人一眼就能認得出來。

“南京人早已沒有自己的方言，南京的飯店里沒有南京菜，南京城里的新建筑總像某個外地建筑或是外國建筑的影子……”薛冰曾開玩笑說，南京文化的最大特點就是沒有特點，不是因為匱乏，而是因為太多豐富——豐富而不能統(tǒng)一。

這種“沒有特點的特點”的形成，有著相當復雜的歷史因素。比如前面說到的大規(guī)模移民因素。

并非其他的城市沒有移民成分，像是上海和香港，大多數(shù)居民幾乎都是外來移民，但是上海和香港的城市主流文化一旦形成，外來的移民總是被這主流文化所吸引所融合，而南京則怡恰相反。

書中提到，因為南京歷史上的大規(guī)模移民，幾乎都與王朝的更迭相關聯(lián)，而并非與經濟的發(fā)展相關聯(lián)，大量的外來移民都是伴隨著新興的統(tǒng)治階級而來的。

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肯定是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所以在此特定時期，占統(tǒng)治地位的外來移民反而代表著南京城市意識形態(tài)的主流。

占據(jù)主流地位的外來移民，尤其是城市的統(tǒng)治者，只顧樹立自己的“形象工程”，對于南京城原有的文化形象，更是很少依戀與愛護，有意無意的破壞極為普遍。而這樣的問題，在薛冰看來，一直延續(xù)到了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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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些年里，因為盲目推進“與國際接軌”、建設“國際化大都市”，造成南京歷史街區(qū)、建筑、景區(qū)受到相當程度的破壞，而在旅游業(yè)、城市景觀日益變得重要以后，南京舊有城區(qū)部分區(qū)域的復建、改建又走入了一個隨意化的成功，使得相當多新建（包括復建）建筑的形象凌亂，反而破壞了城市自然風貌。

書中直言，南京城在近年來急劇的舊城區(qū)改造中迅速地失去了鮮明的城市形象，南京人也隨著家園的急劇變化在迅速失去傳統(tǒng)的城市精神，以至這座歷史悠久、文化積淀豐厚的古都，大大降低了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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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人才流動的暢通，南京居民成分的變化更大也更快。弄清哪些人是“老南京”，已沒有積極的意義。在今天，“南京人”這個概念的內涵，也應該隨著形勢的發(fā)展而更新——所謂南京人，就是現(xiàn)在生活、工作在南京的人。

薛冰在書中建議，對于城市的主政者而言，要意識到自己管理的南京不是一塊荒蕪的原野，而是一座每寸土地都蘊積著豐富文化內涵的歷史名城，要把南京人的形象塑造得更加豐滿、更加挺拔。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再版，薛冰在書中新增了一頭一尾兩篇長文，一為《秦淮河》，一為《從六朝古都到文學之都》。三年前，南京入選聯(lián)合國創(chuàng)意城市網絡“文學之都”，成為中國第一個獲得此稱號的城市。

回顧歷史，“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四大名著中的《紅樓夢》，中國第一部長篇諷刺小說《儒林外史》等都帶著濃重的“南京基因”。有統(tǒng)計顯示，南京作家的作品及與南京相關的文學作品，總數(shù)超過一萬部。

從“秦淮文化”到“佛教之都”，從“悲情城市”到“和平之城”，從“博愛之都”到“人文綠都”，過去數(shù)年間，有關于南京的城市文化定位，一直是眾說紛紜。在薛冰看來，上述定位雖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未能完整、準確地體現(xiàn)南京的豐厚文化底蘊，難以由此確定南京的長遠發(fā)展方向。

而“文學之都”的命名，給了南京精準的城市定位，既符合南京在當今中國的地位，也最有利于發(fā)掘、運用南京的歷史文化資源，促進未來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而以往所提出的各種城市定位，都可以整合進這個平臺。

書中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比如仿照倫敦，梳理出南京城的N條文學之路；以多種方式設置文學地標；設立一座“文學博物館”等等。從六朝古都到世界“文學之都”，薛冰期待著，古都南京能夠完成在歷史長河中的一次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