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資料：李光耀式的新加坡模式

資料照片：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攝于2008年12月16日）。 新華社記者高川攝

據新華網2011年06月07日報道，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網站5月24日文章 題：李光耀式的新加坡千秋萬代

為一位尚未過世且退位后仍具有深遠影響力的人寫政治“訃告”簡直就是天方夜譚。而李光耀正是這樣的一個人。

不管是正式地還是非正式地，李光耀已經統(tǒng)治了新加坡50多年，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稱贊李光耀是20世紀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但是他的影響力在21世紀或許會更為顯著。新加坡在20 世紀留下的遺產使之成為了真正成功的后殖民國家，這樣的國家屈指可數。當阿拉伯國家逐漸分崩離析，印度周邊的其他國家還在第二世界苦苦掙扎時—借用李光耀所著長篇回憶錄中一卷的題目來說—新加坡則從第三世界國家一躍成為第一世界強國。

21世紀的城市榜樣

新加坡早已從殖民主義的陰霾中走出。當我們進入 “城市化”年代，每座城市就好像靈活機智而又井然有序的島嶼，其重要性通常比整個國家更大，新加坡可謂21 世紀的城市榜樣，沒有荒廢的土地，也沒有過剩的人口。在這個時代，高壓統(tǒng)治的政府會遭眾人謾罵，而新加坡管理國家就如同經營公司一樣，并一直受到高度贊揚（李光耀刻意按照英荷殼牌石油集團的模式設立政府機關、行政部門和激勵體制）。這個國家的經濟策略看起來如同商業(yè)計劃一般，其公務員享有全球最高的薪水，并一直都被評為世界上最為清廉的國家。

在這個“后華盛頓共識”的時代，世界各地的新興市場都在尋找一種新的模式。鑒于中國的華麗轉身以及逐漸向超級大國靠攏，有些人提議“北京共識”。然而事實上，在這場21世紀管理模式的競賽中，“新加坡共識”比“北京共識”更有可能獲勝。與中國不同的是，新加坡的意識形態(tài)就是沒有意識形態(tài)，而是純粹的實用主義。日益崛起的城市國家，如阿布扎比，正在借鑒新加坡的模式，不管是長遠的城市規(guī)劃，還是電子政務協議的采納。然而，在效率上應該不會有任何國家能夠達到新加坡這種近乎完美的程度：畢竟，當代領導人中沒人能像李光耀那樣自律，也沒人具有他那種推行紀律的決心。

換句話說，李光耀的新加坡就是專家治國論者的夢想。新加坡的福利體系跟歐洲如出一轍，包括國民醫(yī)療保險和低成本的教育體制，但它既不鼓勵希臘人那種懶散的行事方式，也不提倡西班牙式的肆意揮霍。新加坡的方式是通過一系列激勵方案培養(yǎng)市民的良好行為，而這些方案又能使人們無論是在順境中還是在逆境中都保持穩(wěn)定，專心工作。新加坡的失業(yè)率一直很低，幾乎沒有人無所事事。新加坡還通過征收消費稅和向有車族收取擁堵費來促進對可持續(xù)發(fā)展有利的行為。

兼具東西方特色

有人認為，李光耀的退位將大大削弱人民行動黨的勢頭。但不管怎樣，看看中東地區(qū)，新一代的領導人比他們的父輩軟弱了許多。人們對李顯龍總理也遠不及像對他父親那樣敬畏。盡管人民行動黨在選舉中遭到重挫，李顯龍卻能很從容地以謙遜的態(tài)度宣布從大選中可吸取到的重要教訓。即使這個國家內部越發(fā)民主，新加坡仍是21世紀何為良政善治( Good Governance)這一爭論的基礎。新加坡向世人證明了即便沒有西方式的民主，國家也同樣可以負起責任，政府永遠都存在，但對公民必定是有求必應的。

如今揚眉吐氣的反對黨有了議會的席位，也有了決策權，但是它們必須記住以上事實。如今這個三黨齊驅的政府務必要保證它們不會落得像美國國會那樣。新加坡現在必須同時兼顧民主共識和果斷行動，只有后者得以保持，前者才能得以實現。

新加坡還超越了傳統(tǒng)，其舉動在自由市場“純化論者”看來，完全是自相矛盾的?—計劃創(chuàng)新。和許多小國一樣，由于國土面積小，周邊國家又不夠友善，新加坡無法承受失敗。因此它用殼牌那樣的前景規(guī)劃來預測全球和地區(qū)走向，決定重點投資在哪一領域，以掌控未來市場。這需要有遠見，而新加坡絕不缺乏這種品質。兼具東西方特色看似有些矛盾，但那正是新加坡獨有的重要特征，能讓它做好準備充分利用這次權力交接。

但是在這位耄耋老人離開舞臺后，新加坡所面臨的挑戰(zhàn)是如何激勵新一代人民公仆促進新加坡模式的發(fā)展，而不是停留在物質至上主義里。愛國主義可能已不再是新加坡的目標，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后現代的理念，來迎合世界發(fā)達城市越發(fā)多種族化的趨勢，也就是“利益相關制”。像紐約、倫敦和阿布扎比這樣的國際大都市并不需要為當地的外來居民提供公民權或永遠居住權。相反，真正需要競爭的是能否給這些居民提供機遇和歸屬感。正是這種個人的“買進”將造就學者丹尼爾·A·貝爾和阿夫納·德沙利特在他們即將出版的新書《城市的精神》里所說的“市民主義”。這種“市民主義”（或對自己城市的自豪感），而非民族主義，注定成為21世紀最為主流的“主義”。

如果新加坡模式扎了根，這并不代表專制主義勝過了民主，而是在說公共政策的某些方面其實可被視為科學。而這也不僅僅是—個地區(qū)性的模式：在拉美的大部分國家，正盛行一種“新左翼共識”，該共識奉行的是不管選舉結果如何都支持投資，支持窮人。雖然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變動，這些政策卻得到了理性的沿用。很難設想后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會是怎樣，但可以確定的是，隨著他和他兒子逐漸放手，新加坡的政治生活將變得更加復雜，不易捉摸，也會更加民主。讓大家拭目以待的是，相比李光耀過去50年的成就，民主的力量能否為新加坡帶來更好的結果？（作者新美國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帕拉格·康納）